修己与律人——从儒家观点看“狗粉”

在广西玉林,当地人素有吃狗肉的习俗,每年夏至更有"荔枝狗肉节"的传统.这一天,家家户户,必吃新鲜荔枝与狗肉.这样做,据说能扶正驱邪,所谓"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据估计,每年"狗肉节",玉林人要吃掉上万条狗.今年6月21日,又逢夏至,玉林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狗肉节",然而,这一次,"狗肉节"却遇到新情况:一些行为艺术家和动物保护主义者提前多天抵达玉林,呼吁当地民众不吃狗肉、取消"狗肉节",并称之为"舌尖上的罪过".     

超越“成本—收益分析”的伦理学考量——哲学、经济学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关心的一个热点,既牵涉到经济社会问题,也牵涉到哲学伦理问题。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应当互相学习。哲学家既要从经济学家那里借鉴成本—收益分析之类的理论方法用以构建气候变化的伦理学,同时也应当通过影响在气候变化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学家来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言。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经济学家应当意识到,要决定正确的贴现率离不开伦理考量。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人们应当考虑到最坏的可能,即使那个可能非常之小。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许多灾难,其中一个严重后果是人口锐减甚至人类灭绝,如何对生命失去以及未能出生作出估价,也是伦理学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和智慧,或许能给当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益的启迪。     

历史·理论·现实──评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长达760页的著作，是樊浩教授关于中国伦理研究的又一部专著。展读此书，我们为作者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以及关注现实的责任感所吸引。时下，关于学术与思想的讨论作余响未歇，以某种“纯学术”的标准来看樊浩一系列的伦理著作，人们恐怕会说，作者更倾向于思想，但也无理由贬低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就伦理学这门学科而言，它的现实性是主要的。如果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分类中，伦理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同列于实用学术的名下，而注重现实性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这是因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的…     

诠释学视阈中的“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已经从网络传播走向现实话语的争论，公众对此意见很多但观点迥异，主要原因在于对“山寨文化”概念自身不确定性的解读造成公众话语误导。文章剖析了这种误导的原因，从阐释学角度，就“山寨文化”做出了指明性解释，并就相关不同内涵却被混同的概念做出了划分，最后对“山寨文化”指向性意义做了分析。     

Intention and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Doctrine of “Uni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

陈立胜教授在其新书《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中，有鉴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资讯技术和认知科学（Nano-Bio-Info-Cogno，简称NBIC）四位一体的“人类增强技术”的迅猛发展，忧虑修身是否会进入终结的时代。“人类增强技术”之所以被视为修身之学的威胁，是因为陈立胜把修身主要理解为一种自主性活动，又认为“人类增强技术”会取消人的自主性。其实，修身与技术并不冲突，自主不等于“空无依傍”。NBIC时代，修身不会终结，终结或过时不用的只是传统修身所用的某些法门。     

"山寨文化"兴起原因探析

人们对技术生活的依赖,时尚科技元素的增加,造成低端消费者对时尚风格高端产品的艳羡;加之文化部门监管不力和市场执法的疏漏,占据扩大的社会分层中低端的潜在消费者开始默许仿造产品的出现,山寨文化应运而生。     

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     

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

关于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其阳儒阴释,始作俑者为刘祁,《金史》及《宋元学案》皆受其影响;一说推其为金季儒宗,时人杨云翼、元好问力主之。孰是孰非,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赵秉文在《滏水集》中的确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缘由,乃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赵秉文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就无法对其思想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对赵秉文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使我们看到理学发展的另一面相,与两宋道学相比,这一面相也许更接近于原始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