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论晚清关学的多元走向——以柏景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

张载身后,关学的宗风和文化精神一直在传承,但在不同的历史人文语境下,关学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形成了某些新的特征,开出了与理学、心学的不同学术路径。在晚清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以柏景伟为代表的沣西一系,却以回归张载的学术路线为主旨,成为"正传之关学",并与以贺瑞麟为代表的融合程朱理学之清麓一系、以刘光蕡为代表的融合阳明心学之烟霞一系,共同谱写了清末关学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是关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笔者认为探讨柏景伟及其沣西学系的学术特征,对厘清晚清关学学术的多元走向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以往学术界重清麓、烟霞二系而轻沣西一系的学术倾向,应予以纠正。     

从脂评自述看脂砚斋与曹雪芹的交往

"一芹一脂"是文学史上的佳话。脂砚斋在批语中用"一生惭恨"来评价曹雪芹,其中包含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家族不幸命运的愤懑、对人生波折的体验,以及对自己身无用武之地,只能借酒浇心中块垒的痛苦。脂评中自述与曹雪芹的交往大概有两类:一是生活交往,二是文学交往。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翻译中的符号学意义体现——以《飞蛾之死》三种译本为例

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划分为语用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翻译过程中对这三种意义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传达原文的意思。选取陆谷孙、黄梅和刘须明三位译者的《飞蛾之死》译本片段,讨论符号学三种意义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何以制胜：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理论解码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了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如何对百年成功之道进行理论上的解码，是一个回溯历史、立足当下和展望未来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何以制胜是一个始终考问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外观察者与研究者不断作出尝试性解码的核心议题。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语境下，何以制胜问题具有不同的提问方式与解答路径。从整体上科学回答何以制胜的问题，首先需要拓展研究视野，从多元宽广维度出发，综合衡量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性意义。立足于对多维历史意义的科学评估基础上，方能正确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之道的内在理论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