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融券卖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通过工具变量法及考虑外生事件冲击等方法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较差的情况下,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卖空交易通过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牛市中卖空交易很好地起到了负面信息挖掘的功能,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却并未进一步加剧恶化较差市场行情下的股价崩盘风险;融资买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我国卖空实践的市场风险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滇池公地悲剧及其治理策略探讨

从环境史的视角及方法,探讨滇池公地悲剧的诞生及其形成机制、内涵特征和治理策略,提出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经营管理市场化、价值取向生态化三个方面加强滇池治理保护新思路.按照环境正义原则,应树立“污染付费”、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理念,并完善相关机制;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探索湖泊经营管理权流转;校正片面的政绩观,对抗自然的“理性经济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代之以在自然中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人”.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