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心理契约的中介效应

围绕农户主体,引入心理契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机理.以湖北省张港镇、孝昌县及武汉市五个"一村一品"重点建设村落的355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级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契约在多元互动和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调动农户积极性、推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

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个人主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族主义的发轫阶段，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助推黑人奴隶制的制度基础从宗教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并促成了宗教神学话语的理论论证。在启蒙运动阶段，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种族主义的辩护，使他们所宣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成为自由平等幻象下的“种族契约”,契约论所蕴含的政治个人主义孕育了公民民族主义，助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在奴隶制被废除和殖民统治瓦解之后的阶段，以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种族主义，借着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将维护白人特权的种族主义潜藏于文化差异或个人主义话语当中。个人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认识对于认清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消除种族主义，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现状、问题及进路

案件范围的拓展是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来看，在规范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呈多路并进之势，但存在部分规范于法无据、拓展无序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集中于诉前程序，导致诉讼审查程序搁置虚化，且社会公众仅能为拓展案件范围提供线索，参与拓展的渠道过于狭窄。对此，在拓展案件范围时应当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出发，以“公益”和“诉讼”为关键词，强调拓展的案件必须具备起诉必要性，强调诉讼审查程序的重要性，同时把公众体悟公益的敏感度纳入考量范畴，扩大公众参与案件范围拓展的渠道。     

“假做干部”的新型“混日子”行为及其疗治之方

行政空转下部分领导干部容易出现文件“旅游”、程序“长征”、打造“典型”、“留痕”至上等“假做”行为。究其原因,正是在于细节空转、执行空转、效果空转、压力空转,以至于部分地方领导、部门干部“假做”而轻松“混日子”,严控权力却又摆足官威。想要矫正如此新型“混日子”行为,就需要通过质量过硬、主体过硬、权限过硬、控制过硬而压实执行过程、强化执行效果,使空转制度落地生效。     

行政民事交叉问题中基础法律关系特征论析

一个案件的审理结果构成另一案件的审判前提，这是行政民事交叉问题中的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其一般性特征包括问题确实困难和问题必须先行处理两个方面。《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关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仅适用于以民事争议为基础的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理论上还需要构建民事诉讼一并解决行政争议制度、权限争议处理制度等制度群。基础法律关系的一般性判断标准是“谁为前提谁优先”，但具体到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领域中，又表现出不同的复杂特征。同时，基于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基础法律关系在实践中还呈现出相对性、直接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农信系统员工的内向型流动：从身份到契约——以浙江农信系统为例

传统儒家社会是以"礼"为核心而建构,历经演变而逐步形成以身份、人情、关系等为表征的社会形态,而现代社会则以规则为核心而运转,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员工的内部流动是行社内部激发活力与激励员工的重要举措,它应当逐步摆脱传统儒家社会的羁绊,继而转向规则之治。基于此,分析员工流动中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规范控制工程,以逐步实现管理规范。     

探究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的相辅相成

目前,大多数企业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融合不紧密,发展不平衡。如何加强党建工作,找到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管理者重点研讨的课题。面对形势变化,本文分析了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的关系,以及企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笔者结合自身党务工作经验,提出实现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融合的四点举措,助推企业寻求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最佳结合点,从而实现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保障企业纵深发展。     

行政契约、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用语的厘清

行政契约(合同)是现代行政发展中的新事物,传统的行政理论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时显得局促不安。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该领域广泛关注。有的学者从对德国、日本、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出发探讨,有的学者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展开讨论,他们在论述中的用语并不统一,"行政契约"和"行政合同"交相使用。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行政协议"的提法也呼之欲出,如今,"行政契约""行政合同""行政协议"的说法不一,在理论和实务的运用中显得混乱。本文认为,一方面,行政契约系纯粹的学术用语,但其范围并不当然就涵盖行政合同,二者为对统一问题的不同用语阐述,在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中,行政合同替代行政契约的说法变得更为流行。另一方面,行政合同和行政协议的提法在法律文件和司法实务的使用中需要统一规范,这一点需要统一的立法来回应,以保持法律用语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