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北京清真菜

“您吃了吗？”北京人见面从何时起这么打招呼，无从考证。但就话题而论，足见历经八朝古都更迭、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对吃的理解有着不同凡响的认识和体会。     

直觉与分析:民初两种认识取向的紧张——侧重梁漱溟和屠孝实

在民初的过渡时代,确立中的新学术典范推崇分析的方法,即把整体的研究对象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大体成为一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和屠孝实则提倡一种另类的认识和论述方式,即不全靠分析来论证,而更多凭借自己的直觉;也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前者往往通过"打碎"来观察,后者则主张对事物"全来全受"。从认识论的角度言,对"知识"的界定以及认识和分享知识的取向异同,是本质性的区别。认识论不同,则怎样认知研究对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什么可以作为证据等,都可能不同,进而导致对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产生的过程,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当年直观取向对分析取向的挑战,多少呼应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对科学客观的反省和对机械论的批判,反映出学术的大转变。故那时学界新旧取向并存甚至竞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既定的认知。     

主体另解

学术界一般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主体的基本特征是自由,自由代表自立、自动、自为、独立,凡是能够自由独立自己做主的事物,都是自然主体.自然主体相比较会产生比较主体,比较主体在比较关系中的地位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人是特殊的自然主体和比较主体,在自然与人的比较关系中,人的认识参与其中,从而产生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深刻把握“主体”的物质本体性对驳斥当前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原因

冯玉祥一生对日本的认识复杂,早年盲目仇恨和排斥日本,"北京政变"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对待日本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主张在爱国的前提下,对日本一定程度的友好合作。"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对抗战时期冯玉祥抗日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阻点”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 —基于利益相关性视角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切入点。但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关注点下，出 现了多重阻点，如政府有限利益认知下的治理排序选择；政府“重当下政绩，轻远期生态”的行政作为；村民“重当下收益、轻长 远生态”的个体作为；村民“重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的习惯性倾向；乡村污染型企业主“重成本支出，忽视生态环境”的行为 选择等造成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重重“阻点”。为破解这些治理阻点，需要重构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利益机制，重塑利益链条，并 建设包括理念重整、生产转型、技术提升、监督强化等在内的路径体系。     

一种改进型专家模糊核聚类赋权方法研究

针对传统基于判断矩阵的专家模糊核聚类赋权方法，由于归一化条件的制约，导致离群点对聚类结果产生不良影响的问题，提出一种改进型模糊核聚类算法。该方法在聚类过程中，通过放宽归一化约束条件，削弱离群点对聚类结果的影响；并且针对传统基于信息熵与一致性系数线性耦合的聚类标准的局限性，提出一种基于偏差熵的赋权方法，依据专家对自身类别的聚类贡献度，确定专家权重，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算例表明，该方法可行、有效。     

集中力量办大事产生偏差的根源与应对策略

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需要把握事之性质是否为公为民,大之判断是否立场正确,办之过程是否平衡兼顾,集之手段是否合理合情,否则就可能出现意愿与效果的偏差。可能性偏差的产生,究其根源是在于私欲干扰下立场有差、私利影响下判断有差、私人立场下效用有差、私心作用下策略有差。要有效纠正偏差,就需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之行为与刚性制度相结合,与社会趋势相结合,与民生感受相结合,与严谨程序相结合。     

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