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何以“赋权”？——人类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实践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论“友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多维表现

在梳理近年国内"友善"价值观研究路径与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依托中国传统文论来培育"友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选择。"友善"价值观在传统文论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兄弟间的真挚友情,对后学的勉励与扶持,真心诚意和平等切磋,肯赞和推荐朋友作品,志同道合,帮助与支援,彼此信任理解和支持,对仁爱与忠贞品格的践行等。这些内涵可为当前"友善"价值观的涵养提供理论支持与话语资源。     

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医药的系列论述与其传统文化观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发展中医药的系列论述与其传统文化观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是理论基础，前者是对后者在发展中医药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二者的关联体现在历史定位、当代价值、实践路径和文明互鉴等四个方面。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习近平客观地肯定其历史地位和价值，理性地分析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以“两创”思想和“文明互鉴”观念作为其当代传承和发展的精神指引。对二者思想关联的揭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医药论述的思想理论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第六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沪召开

2019年11月23—24曰,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承办的“第六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立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教授、我会会长郑功成教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代表马杰先生致辞。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等作大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