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信教徒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信教徒的社会融合情况与构建其测量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信教徒与非信教徒在亲友信任度、陌生人信任度、文化冲突、阶层冲突、政治公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两者在一般人信任度、经济公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潜变量社会资本、社会歧视、社会冲突、社会公平均两两显著相关;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公平(0.375)、社会资本(0.297)、社会冲突(0.202)、社会歧视(0.125)。因此,信教徒社会融合的重点是社会公平。     

农村村民自治研究热点及演变路径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8—2018年的村民自治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农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热点为民主、制度建设、基本单元和实现形式。研究演变路径表现为：在研究热度上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在研究视角上由“价值—意义”向“治理—效用”转变，在研究内容上由“制度—规范”向“内在—本源”转变。影响研究演变路径的主要原因为：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冲突、民主权力与利益诉求的脱节、治理资源与有效治理的矛盾。     

老年文化权益及其实现——基于湖北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深入,可以有效地实现老年文化权益,最大限度地改善老年群体的“精神空心化”问题.基于湖北的调查,发现因供给模式、制度缺失、文化服务组织的虚化、老年主体地位的忽视、认识观念的落后等原因,致使在老年人群的文化权益保障上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创新运作机制,实行多元化支持模式;减少人为因素的渗透,保证制度的有效供给;积极培育文化服务组织,增强老年文化权益的承载能力;更新社会观念,构建合理的文化建设路径.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资本下乡：农民的视角——基于全国214个村3 203位农户的调查

通过对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资本下乡既有利于农民增收就业,但也可能"伤农害农";农民认为资本下乡比较好,也愿意出租土地给下乡企业并到下乡企业打工,特别是在自主权和收益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对资本下乡的评价以及出租土地的意愿都非常高。可见,资本下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农民权益没有保障的资本下乡。因此,资本下乡要从建立收益分享与增长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监管等方面着手,真正把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权益作为推进资本下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基于269个村3 675个农民的问卷分析

在法律意识方面,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当前我国的法律是公正的,大部分农民认为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自身权益,绝大多数农民认为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遵纪守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不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还朝着现代法律意识的方向迈进。但是,受一些因素特别是权力和金钱等的影响,少部分或者极少数农民持不同的观念和想法。因此,农村法制建设的道路依然漫长,仍然需要执法者和农民双方的共同努力。     

种田农户：现状、特征与合理类型——基于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利用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近三年种田农民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年人是种田“主力军”,种田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学历较低是种田农民的共同特点;种田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务农比较收益较低;种植规模小且有缩小趋势。基于此,从种田农户的经营规模、经济能力和年龄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种田农户的合理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