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稳定:现存问题剖析与实现机制探求——基于制度主义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代化转型期,农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与重塑,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直接威胁到农村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文章在考察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产生、发展与预防、协调和解决机制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建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的思路.笔者认为,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实现,需克服当前碎片化、刚性化、缺位化和错位化的制度缺陷,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化、韧性化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     

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相当多数的家庭物质条件已大为好转，但仍坚持做出将儿童留守这个并非最优的选择。阿玛蒂亚·森的信息基础理论对此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儿童留守从表面上看是家庭的适应性偏好，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当下外出务工家庭持续将儿童留守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或受影响于政府与社会持续供给的信息基础。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强力输入，而其他更具包容性的信息基础如家庭价值、个人发展等无法获得外生性输入。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又进一步阻碍了信息基础的内生性转化。信息基础的局限导致了社会选择的“固化”。推动农村家庭做出适应性调整，关键在于信息供给侧改革，扩大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使儿童回归家庭成为社会的必要选择。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重构路径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治理层次,也是提供服务的体制层次。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一直是通过行政体制通道进入农村社会的。实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关键在于打通自上而下的体制通道,建立以服务为重心的体制。体制越接近于农村基层,其服务性就越强。广东省清远市以服务为导向,从基层单元体系重组、体制职能重构、服务重心下沉、服务事权下放等方面切入,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进行重构,建立了以"乡镇公共服务中心—片区党政公共服务站—行政村(村委会)公共服务站—村落服务代办员"为核心的服务性治理体制。这一改革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服务前置到一个合适的治理单元,这个单元既能近距离提供服务,也可以兼顾服务的规模效应与服务质量,均衡体制的行政与自治功能。实践证明,清远市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增强了治理体制的服务功能与能力,对新时代实现"以体制创新破解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具有重要价值。     

信教徒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信教徒的社会融合情况与构建其测量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信教徒与非信教徒在亲友信任度、陌生人信任度、文化冲突、阶层冲突、政治公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两者在一般人信任度、经济公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潜变量社会资本、社会歧视、社会冲突、社会公平均两两显著相关;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公平(0.375)、社会资本(0.297)、社会冲突(0.202)、社会歧视(0.125)。因此,信教徒社会融合的重点是社会公平。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理论是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范式,已有的众多研究视角都衍生于这三个研究范式.三大研究范式及其不同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没有把小农社会化作为一个视角.而这一视角有利于将农户、市场、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将动态变化融于静态结构之中,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新的尝试.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效应的影响研究 ——基于问责压力和政府偏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对山东省4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由外部问责压力和内部政府偏好共同决定.问责压力来源于不同层级政府对改革试验区的督导、检查和验收,形成不同程度的问责压力,即强问责和弱问责;政府偏好是指试验区的改革倾向,包括改革工作机制、改革重点环节、前瞻改革探索等是否创新及创新程度,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偏好,表现为发展型偏好和任务型偏好,两者组合形成4种不同的改革效应,即"强问责-发展型偏好"组合下的积极改革、"弱问责-发展型偏好"组合下的稳进改革、"强问责-任务型偏好"组合下的保守改革以及"弱问责-任务型偏好"组合下的消极改革.积极改革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外部问责压力和内部政府偏好是形成积极改革的重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否则难以促进改革的积极性.     

再造认同:党建统合视阈下的互嵌式社区实践路径——以新疆伊吾县合村并居后的多民族社区为例

通过合村并居建立农村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增进了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功能效应,使各族群众对互嵌式社区产生社会层面的认同,达到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本文通过党建统合的理论视角,以伊吾县农村多民族社区党组织建设为例,通过党建引领使社区公共服务渗透以及对社会功能团体的嵌入为各族群众打造组织依托,重构社区意义系统,使主流价值观与族际情感共鸣,通过社区公共性的构建,构筑族际之间的交流交往、文化互动、政治参与的公共空间,以此为基础重塑各族群众社区认同,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步入良序运转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