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湖北宜城一个地方市场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方市场发展与熟人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村庄社会关系、地方性规则、社会网络塑造地方市场秩序;另一方面, 市场网络、市场规则、市场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呈现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再到动态互构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与地方市场互动机制的理论化,拓展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启示。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3844位农民数据的回归分析

依据全国3844位农户数据,对我国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比重超七成,且较五年前有明显增加,但较之于"选举型参政"仍显不足。农民的村庄认同度对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有显著影响,即村庄认同度越高、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概率越大;而国家认同度、社会认同度与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无显著相关性。此外,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亦无相关性。从人口学特征看,农民的性别、年龄、民族差异、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婚姻状况、外出频率等对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因素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呈"倒U型"关系。从地区差异看,相比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比例相对更高。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国家起源及其规模的灾害政治学新解

面对重大灾害,小社群将无法自救,这样就会产生对第三者即国家救援力量的需要,从而使国家得以催生;源起于救灾的国家必须对发生于其疆域内的重大灾害进行持续性救援,这是保持国家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存续的基本前提;大国在大灾面前,有集中资源及救援动员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因此,重大灾害频发与大国形成之间具有互构关系;国家对灾害的救援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包揽所有的灾害救助行为,而是要发挥社会自救和国家救援的各自优势。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困境与出路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迅速,直管县示范作用不断增强,政府行政效能明显提高等方面。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省直管县的实权权限配置不公、权限承接困难、权限被分割及受到省辖市的压制、司法体制不顺、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缺乏明确的退出机制等诸多困境和问题。深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强县扩权,真正赋予省直管县更多的自主权;强化顶层设计,大力支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改革法检两院体制,确保司法体制独立顺畅;创新省直管县干部选拔任用轮岗交流机制;推行省直管县退出机制,将个别县的管辖权回归省辖市;实行"市县分置",建立省直管县和省直辖市管理体制。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模式及发展经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农村社区建设有着显著区别。探索和创新适合本地区农村社区建设新模式,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地方模式,进行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提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规划引领、合理布局;居民区与产业区同步发展,均等公共服务,推动城乡一体;转变政府角色,强化社区自治;引入市场机制,创新多元主体。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