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与模糊”——基于四川省G村的调查

收集返贫监测信息是国家贫困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算账是获取返贫监测信息的过程。国家需要的精准化返贫监测信息在实践中走向了模糊化。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发现：国家遵循政治逻辑，旨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基层政府遵循行政逻辑，通过提高人均年收入水平实现晋升锦标赛；脱贫户遵循经济理性逻辑，在算账中降低人均年收入水平以获取扶贫资源；村干部遵循实践逻辑，在算账中采取权宜性策略。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之间存在张力，村干部为调适两者的张力在基层政府与脱贫户之间寻找平衡点。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赡养费所具有的可伸缩性、可操作性与灵活性使得算账结果更具有模糊性。基于此，应推动基层政府价值理性复归，超越其工具理性；健全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公开化，约束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塑造道义小农，弱化农民的经济理性，进而推动返贫监测信息走向精准化以实现国家的政治逻辑。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竞争性协商：基层治理中参与的瓶颈及其突破——基于安徽省天长市基层协商治理的多案例比较

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基本方法，体现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协商治理的目的在于建立平等参与下的竞争性对话，达成理性的共识，其本质上是基于“竞争”的协商过程。研究表明，协商利益相关性、程序性与有效性对基层协商有消解作用，三者交互搭配生成了四种协商类型，即竞争性协商、伪竞争性协商、弱竞争性协商与非竞争性协商。其中，只有当其余三者同时发挥强作用时，才会出现竞争性协商。对此，我们要通过不断完善个人激励机制，健全问责机制以及重塑角色定位等举措，切断竞争性协商的消解路径，致力于推动非竞争性协商向竞争性协商的转变，以及基层竞争性协商的有效实现，以此建构科学合理的基层协商治理格局。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湖北宜城一个地方市场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方市场发展与熟人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村庄社会关系、地方性规则、社会网络塑造地方市场秩序;另一方面, 市场网络、市场规则、市场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呈现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再到动态互构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与地方市场互动机制的理论化,拓展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启示。     

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3844位农民数据的回归分析

依据全国3844位农户数据,对我国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比重超七成,且较五年前有明显增加,但较之于"选举型参政"仍显不足。农民的村庄认同度对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有显著影响,即村庄认同度越高、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概率越大;而国家认同度、社会认同度与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无显著相关性。此外,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亦无相关性。从人口学特征看,农民的性别、年龄、民族差异、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婚姻状况、外出频率等对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因素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呈"倒U型"关系。从地区差异看,相比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比例相对更高。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要素集聚: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物质基础

要素集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物质条件,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需要适合的自治单元,要素集聚程度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要素集聚程度存在差异,高要素集聚和低要素集聚都不是选择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条件,只有适度要素集聚才构成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