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现代化: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国际比较与中国进程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世界性难题.从国际比较看,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经历过农民不平等参与和不能分享现代化的过程,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农民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是一个突出问题.第一次工业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第二次工业化及其城镇化进程出现的是城乡差距.当今正处于现代化中期,特别需要从权利、条件和能力三个方面重视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平等参与,从均等享有和特殊保护两个方面促使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条件的演变——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对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的个案研究

根据2011年5月在福建永安洪田村实地调研所获资料,本文系统分析了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动力和新挑战。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文章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作者认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实践证明,改革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助推器;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当在制度变迁中发挥领导作用以提升党组织的威信,以进一步巩固我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引导偏差与双向倒置：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研究

研究当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意义重大。近年来,观看短视频逐渐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流文化消费形式,而短视频成瘾现象不容忽视。基于赣北Q村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短视频互动的案例,尝试从结构性视角及“偏导－倒置”的研究路径出发,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的深层缘由及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以生活视域进入农村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下沉路径,并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猎奇心理、沉浸心理、孤独心理与消费心理耦合,构成沉迷短视频的具体表现。在社会、家庭、传播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的引导偏差下,农村留守儿童形成“双向倒置”的行为机制,最终产生动态成瘾的后果,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在现实生活与教育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家庭、企业责任等层面努力,培育出农村留守儿童回归社会与教育的主体性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