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全面、均衡和持续性是其基本要求。从中国实践来看,集体产权的权能扩张可有效盘活闲置或低效利用的集体资源,并且权能拓展可促使集体产权的扩张、发展和变动等特性得以进一步释放。总体来看,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有利于集体内外、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体权利被遮蔽、同一场域内多元主体分化、成效难以持续等问题不断凸显。权能拓展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促进可能转为反向阻碍。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宏观层面需明确权能拓展与共同富裕间的逻辑关联,微观层面则需强化权利主体的自主性、维持多元主体的均衡性、增强权利实现的可持续性。如此,才能通过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多元回归分析下的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现状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市8054户农民的实地调查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加强相关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法治状况尤其值得关注。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8054户样本农民知法观念、守法观念、用法观念的研究,分析现阶段农村法治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函数建模对影响农民法治观念的自身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分布、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农民法治观念具有显著影响。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农民教育培训——基于对全国6000位农民的调查分析

研究表明,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对改善农民生活和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来自全国6000位农民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民教育培训具有外部性特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不愿意有效提供,造成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市场失灵急需政府干预,但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加之当前政府特有的政绩考核标准,导致政府现阶段无力甚至不愿为农民的培训提供足够的支持,造成了政府失灵。由此,农民教育培训要深入有效开展,不仅需要克服市场失灵,还需要强化政府的责任。     

政府引导: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外部条件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一,在农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村集体经济能否有效实现,制约着集体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和谐.政府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内部性干预程度、外部性支持力度,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因此,政府只有科学地把握政府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程度、外部性支持的力度,才能找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显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维度

"显政"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以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发声机制、办事公开制度、舆情回应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显政"体系,集中体现了人民性、科学性、能动性、发展性、兼容性的有机统一。"显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表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互促并进。     

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路径与机制:多维视角分析

在社会和谐的目标指引下,对劳动关系矛盾的学理分析与政策探讨应关注冲突视角之外的和谐视角,即着重揭示劳动关系矛盾的政治社会影响,从冲突应对层面提出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路、策略和行动。当然,鉴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我们也应从多个层面探寻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路径与机制:实施制度重构,拓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化机制;开展组织重建,积聚和谐劳动关系的组织化力量;实行文化重塑,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文化内聚力;推行能力重组,培育和谐劳动关系的主体能力。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农村村民自治研究热点及演变路径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8—2018年的村民自治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农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热点为民主、制度建设、基本单元和实现形式。研究演变路径表现为：在研究热度上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在研究视角上由“价值—意义”向“治理—效用”转变，在研究内容上由“制度—规范”向“内在—本源”转变。影响研究演变路径的主要原因为：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冲突、民主权力与利益诉求的脱节、治理资源与有效治理的矛盾。     

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农村社会稳定:现存问题剖析与实现机制探求——基于制度主义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代化转型期,农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与重塑,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直接威胁到农村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文章在考察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产生、发展与预防、协调和解决机制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建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的思路.笔者认为,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实现,需克服当前碎片化、刚性化、缺位化和错位化的制度缺陷,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化、韧性化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