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公民何以形成: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国家与农民——以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为研究对象

积极公民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既有国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还有公民个人因素.通过对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的经验研究发现,积极公民的形成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前者包括国家和政府对农村公共设施、产业发展等实施建设性投入,农民从中有较强的个人、家庭及共享公共设施的获得感;后者指农民参与、影响建设性行动并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和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是积极公民形成的重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要同步、同时实施,否则难以促进公民的积极转化.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对我国监事会构成的反思与重构

尽管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取消监事会制度,但无论是从法律实践来看还是从理论研究来看,监事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国家要从根本上完善监事会制度必须从主体构成上入手,单纯依靠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参与的监事会难以发挥作用,二者都不具有认真履责的动力和条件,急需引入新的治理主体。在利益相关者中,除了公司职工之外,最应允许以银行为代表的债权人主体参与其中,同时,应鼓励但不强制公司监事会引入行业协会代表。     

政府引导: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外部条件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一,在农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村集体经济能否有效实现,制约着集体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和谐.政府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内部性干预程度、外部性支持力度,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因此,政府只有科学地把握政府介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程度、外部性支持的力度,才能找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路径与机制:多维视角分析

在社会和谐的目标指引下,对劳动关系矛盾的学理分析与政策探讨应关注冲突视角之外的和谐视角,即着重揭示劳动关系矛盾的政治社会影响,从冲突应对层面提出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路、策略和行动。当然,鉴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我们也应从多个层面探寻和谐劳动关系建立的路径与机制:实施制度重构,拓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化机制;开展组织重建,积聚和谐劳动关系的组织化力量;实行文化重塑,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文化内聚力;推行能力重组,培育和谐劳动关系的主体能力。     

多元回归分析下的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现状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市8054户农民的实地调查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加强相关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法治状况尤其值得关注。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8054户样本农民知法观念、守法观念、用法观念的研究,分析现阶段农村法治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函数建模对影响农民法治观念的自身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分布、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农民法治观念具有显著影响。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农民教育培训——基于对全国6000位农民的调查分析

研究表明,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对改善农民生活和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来自全国6000位农民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民教育培训具有外部性特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不愿意有效提供,造成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市场失灵急需政府干预,但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加之当前政府特有的政绩考核标准,导致政府现阶段无力甚至不愿为农民的培训提供足够的支持,造成了政府失灵。由此,农民教育培训要深入有效开展,不仅需要克服市场失灵,还需要强化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