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新型精英内涵与形成路径

村庄精英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能够形成对村庄的带动性力量。通过对樟村个案的考察,村民成长为精英是其自主性扩展的结果,也是多元权威杂糅互构的过程。不过,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虽然新型精英的自主性扩展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精英自主性的过度扩展也存在一些风险。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培育新型的村庄精英,新型村庄精英的成长也将能够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法律保障

征地补偿款分配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承租方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基础。现行法律虽未对该权利做出明确规定,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可分性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承租方受偿途径的单一性是其实践支撑。承租方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的实现存在征地补偿范围不合理、征地补偿款分配难落实等问题。在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配置尚未完成之时,应从调整对承租方的损失补偿范围入手,通过妥善保障承租方征收参与权、严格落实征地补偿款"二次分配"的方式予以解决。     

制约与监督协同视角下的村级权力自控机制研究

制约与监督是两种紧密联系而又明显区别的控权方式,两者在内容上相互包含,功能上相互补充,作用方式上相互依赖,需有机结合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村官权力的失控源于"行政干预自治"体制下,村民自治内外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双重失效。外力推动的村务监督制度创新力图通过重建内部监督机制实现对村官权力的约束,但因缺乏内部制约机制的配合而未能达到预期控权目标。在自治体实现真正的自治之前,需结合村官权力特点,依赖自治体现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制约—监督"均衡与协同的控权机制,激活村庄潜在的监督制约力量,规范村官权力的运行。     

如何获得乘数型能力:中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治理研究

关于如何提升社区能力,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经典研究。本文通过对四省六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庄治理能力由政府、村庄、村民小组、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制度性参与平台决定。村庄治理能力的改善可以借助外生性主体,也可以依靠内生性主体,而且前者需要通过后者起作用。由此,根据主体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形成了四种经典模式,即乘数型能力、加数型能力、增长型能力、负增长型能力。乘数型能力模式是理想型能力模式,是各主体良性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有机组合的结果。制度类型和农民主体的参与又决定了乘数型能力的类型。     

陪伴式治理：乡村振兴中干部驻村的逻辑与回归

干部驻村是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引领性—主体性”二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驻村干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驻村任务的程度,取决于以朝夕相处为特征的陪伴式治理成效。若要实现陪伴式治理的理想成效,离不开驻村干部引领性和村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及二者整体合力的塑造。从陪伴式治理的驻村工作机制看,驻村干部只有借助融入机制、引导机制、参与机制以及培育机制,在完成自身从嵌入到融入转变的同时,充分激活和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在陪伴引领村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时,要始终注意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参与而不是代替;要始终注意驻村工作的核心价值是激活内生发展而不是依靠外生增长。唯有如此,驻村干部才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民有村管”：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形式

农村土地发展权制度是有效保障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土地发展权制度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梳理国外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历史渊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现存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性质、归属及实现形式的观点进行驳析与补充,提出“民有村管”为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并建议从法定土地发展权、规范征地权的行使、减少行政干预、重视土地利用合理规划及建立监督机制等环节构建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制度。     

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及机理

数字技术正在实践中迅速运用于村民自治场域,由此引发村民自治效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根本在于,数字技术所蕴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能够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三大维度赋能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场景中各类数字技术平台所包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不同,可以将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行政管理型平台四种主要类型。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发现,只有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均较强的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作用机制在于能够建构起自治主体有效参与的数字空间,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能够保障村民理性决策,去中心化协商机制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协商意愿,可视化问责机制能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