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L村驻村制度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驻村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农村基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制度的成效通过五个方面得以体现,即多元主体共治、提升治理水平、实现双重目的、加强根基保障、培育内生动力,驻村制度的实施助推乡村振兴。但也要注意驻村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容易形成权力博弈、村干部边缘化、依赖路径,消解农村自治,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要通过双轨合作治理、明晰社会角色、加强农村自治等对策,推行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论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民群众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才能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承认，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保障，而且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价值遵循，所以必须突破培育主体重视不够、培育客体动力不足、培育环体相对失衡的困境。对此，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引导作用、全方位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优化社会环境等方法来应对。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对策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村民自治有效程度影响到乡村的治理绩效。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着自治主体数量不足、自治规模不当、自治机制运行不良、自治要素条件不佳等多重困境,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应从理顺乡政村治关系、科学设置自治单元、培育壮大自治主体、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合一等方面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和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社会变迁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局限与出路

在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之下,村庄原有的社会形态、关系网络、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需求多元化、治理事务复杂化、矛盾纠纷频发的特点,这些都给村级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回应社会的变迁,并表现出种种不适应和治理局限:乡镇控制权的强化挤压了村级治理的自主空间,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削弱了村级治理的灵活性,不断下沉的行政事务导致村级治理回应性不足。只有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调适村级治理体系、加强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引导村民有效参与治理,才能切实提升村级治理能力。     

三峡库区脱贫农村居民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审视

三峡库区脱贫农民融入乡村振兴事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接续问题,是我国推进传统深度贫困区域接续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样本.基于库区深度调研,在梳理分析库区脱贫攻坚主要经验和库区振兴梗阻的基础上,提出库区脱贫农民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和路径:强化党组织建设、构建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转换政策举措、培育库区特色产业和引导文明乡风,以期推动库区农村农业现代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参与与监督主体,也是构建文明乡风的倡导者。新乡贤是在传统乡贤优点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化的社会情境衍生出来的全新群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参与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群体认可度低等问题。文章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机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为该群体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农民参与视角的乡镇企业组织制度变迁

以工业为主的社队企业的兴起及之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基于特定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战略主张,依靠特定农村治理和发展机制——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统筹和积累机制获得“第一桶金”孕育兴起,受益于特定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搞活政策而异军突起,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拓展发展空间而超越农村社区,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农民主体性参与和农村社区性是乡镇企业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乡镇企业在夹缝和歧视中发展乃至异军突起的内在因素。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借鉴农民主体性参与成就社队企业兴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以股权联结尤其是股份合作制激励农民主体性参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信息分化治理的行动路径——基于县域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信息资源成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信息分化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也是推进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城乡信息分化治理具有化智为治、科技引领、数字再生、时空链接等技术赋能的实践价值,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协同治理机制失衡、市场环境表现不佳等困境。因此,以县域为空间尺度和政策发力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治理效能和促进产业兴旺等县域治理路径,能够推进城乡信息分化的治理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实现。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应性变革

面向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下,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取和凝练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现阶段由于村民民主认知偏差,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主治理效能不彰,农村基层面临着民主治理力量薄弱及基层组织职能有限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治理体制,完善治理保障制度,激发民主自治动力,从而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强化村党组织功能的若干路径——基于湖北W村的调查

当前,一些村党组织存在功能弱化的问题,主要原因有:缺乏好的带头人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组织基础;集体经济薄弱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物质基础;村民的原子化状态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社会基础;思想文化多元化消解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思想基础。村党组织功能弱化造成村党组织的领导效能、组织动员效能下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及村庄治理水平提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强化村党组织功能,需要振兴乡村人才,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振兴乡村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振兴乡村组织,让农民组织起来;振兴乡村文化,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     

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制度实证研究——以G省H村为例

通过对H村的实证调研,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存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三种模式。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呈现出政府强势主导与村民被动参与的格局,即政府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积极组织者,村民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被动参与者。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治理模式。从事社会矛盾预防的主体系统极不利于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良性发展,对此有必要进行改进。未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应扩大村民代表的参与,创建利益表达管道,建立村干部与村民二元甚至多主体治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