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次第三题

道次第,即菩提道次第,系藏族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学说之一。文章追溯了该学说在佛教史上的渊源,介绍了它的主要传承和著述,并分析了它在藏地广为流传的原因。     

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

文章通过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前佛教时期"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到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     

藏传佛教道次第概述

藏传佛教见行修方面的井然次第是其最根本、最内在、起决定作用的特点,在见地方面,藏传佛教各个教派都强调从小乘佛教理论学起,其目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和升华自我,最终达到精通大乘佛教中观见;在修行方面,不管是显教抑或是密教,也都非常强调次第.     

西藏农户经济演化特征:基于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所作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以1980-2003年为基本考察期,对西藏农牧民家庭经济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总体来讲西藏农牧民家庭收支都有结余,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家庭经济活动仍然是西藏农牧民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食品支出是最主要的方面,反映出西藏农牧民生活普遍处于比较贫困之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是西藏农牧民总收入增长的一个"亮点".最后,文章提出了加大缓解西藏农牧民贫困的政策力度;引导西藏农牧民从传统的家庭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采取措施继续保持西藏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政策.     

西藏人口统计的历史和分析

西藏人口有多少?这在西藏研究问题上是一个问题.但在历次的统计上,却又真假难辨.权威的统计出现得比较晚,对于如何把握西藏人口的全貌,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本文比较各家论述,从中进行逻辑和经验判断,同时根据一些地区的实际调查,多方印证,得出西藏人口的一个概貌,并总结出一些结论和趋势.     

川西藏区藏族中小学校长心理控制源的调查分析

川西藏区地处四川省西部,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区域成为藏、汉、羌、彝等民族的聚居地,成为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交汇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个体,特别是承担着振兴民族教育事业的各位藏族中小学校长们,在面对相对艰苦的自然环境、相对贫乏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面对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在个体心理控制源上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作者采用罗特(Rotter.J.B)编制的《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对126名来自四川省甘孜、阿坝和凉山地区的藏族中小学校长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1、该地区藏族中小学校长的心理控制源在总体上倾向于内控性;2、其内控性在性别、年龄、学校所在地这三个因素上差异不显著;3、被测试的藏族中小学校长们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论藏族的丧葬风俗

为什么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其丧葬的主要类型不是佛教所推崇的火葬而是天葬?为什么最高级的葬法是塔葬而不是最流行的天葬?为什么土葬的兴衰史与苯教的兴衰史相一致?文章从藏族的地理环境、宗教文化与民族史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藏民族葬俗双因素决定理论:地理环境与宗教交互作用决定了藏民族葬俗,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宗教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苯教所推崇的土葬和佛教所推崇的火葬的影响;而宗教又削弱了地理环境对葬俗的限制和束缚。     

高原新创客 从藏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谈起

(一)"高原新创客",是对广大藏族青年创业者的别称。如今,在醍醐、雪域青春、拉木娜、迦入、途播未来等传播藏文化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越来越多"高原新创客"乐于分享交流自己的创业经历。这其中,文化创意产业是颇受年轻人欢迎的领域。民族文化需要传承创新,更需要年轻创客们勇立潮头。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利好环境下,藏族青年从事文创产业的起点在何处?从许多创业故事中我们看到,在藏区成长的年轻人走出家乡后,发现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开始换一种方式重新审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