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队反恐行动传播模式的分类与建构

军队反恐行动攻防交替,多种多样,基于当前传媒作为反恐战场,传媒作为反恐力量的重要作用,有必要考虑从传播的角度更为细致地探讨大众传媒与军队行动之间的正向互动可能。反恐行动、恐怖活动和公众舆论之间与大众传媒、社交媒介可产生三个不同的传播交集,由于不同的交集区域,反恐与恐怖的对峙态势有着较大区别,大众传媒的介入方式各有不同,反恐行动的传播模式也需因时制宜。为此,本研究据此提出反恐行动传播的三大模式,即"公关传播模式"、"媒体传播模式"和"均势互动模式",探寻规律,寻找策略,以期借助行动传播最大限度地削弱恐怖主义行动力和影响力。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大数据与微时代： 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双重建构

大数据与微时代引发了虚拟社会的多重变革，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呼之欲出，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走向、模式、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受到推送途径、参与机制、数据基础、保障措施等因素的制约，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相对有限，其体系面临着解构与重构。大数据与微时代是当前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通过培育公共服务精神、推进虚拟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强化多元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完善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秩序等途径，科学、合理地对其加以运用，将会有效助推虚拟社会公众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效果研究的新范式:认知传播学——“后媒介”视阈下的学科构建

认知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感知模式的提出，在当下媒介技术高速更迭所带来的社会化转型趋势中，找到了更加契合的社会生态发展空间，在认知科学与传播学的范式融合中完成跨学科的体系重构。认知传播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行为的空间视角出发关照主体认知的内在结构和规律，探寻以认知为本质的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主体认知的本质规律用于解释传播现象及衡量传播效果。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以《慈悲》为例

美国现代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殖民地初期女性叙述声音的魅力,文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兰瑟关于叙述声音的理论,通过分析作品从叙述声音角度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揭示建构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以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论“主体建构”的认识论来源及理论意义

本文着力解决的是主体建构在社会科学诸多范式与取向中的合法性问题。主体建构是一种视角、一个解释工具,也是一种方法论取向,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倾向。主体建构以现象学关于主体意向性与意义建构的论断为认识论基础,以理解社会学为理论源泉,试图理解关于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主体的视角下的不同的意义。主体建构的目的是对这些不同的意义进行差异性理解、过程性理解与情境性理解,并以此解构垄断意义与固化意义,寻求社会现象的多元意义。     

审美福利与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学建构

<正>文学自形成之日,就肩负民族精神建构之使命。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建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而当下的变化,实属前所未有:文学建构的物质基础,由贫困社会的匮乏,转为脱贫社会的丰盈。因此,当下文学建构所面临的继承与创新,亦属前所未有。一、农耕社会的文学建构与实现贫而不弱在物质基础薄弱的农耕社会,文学被赋予建构坚贞个体人格和坚强民族意志的宏观使命:     

荷兰大学治理改革过程相关制度建构及其影响

荷兰的大学治理改革始于1980年代,受公共治理改革思路的影响,荷兰政府在针对大学的治理体系中采用了"远距离调控"的思想,提升大学自治水平,采用质量评估体系来对大学进行事后考核.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对大学的转变进行引导,利用制度建构的影响力来不断接近在高等教育白皮书中提出的目标,并且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地进行方法和路径上的修正.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其渊源可追溯至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革不同路向的争议,故"民族主义"研究长期受到"同化论""汉化论"等思维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其历史起源同一性与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学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对"民族""国族""族群""种族"概念的区别有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从而把"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古代与近现代交织互动的产物,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则更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民族主义"研究的三种取向各有利弊,"同化论"过度突出汉民族文化创造具有压倒性的典范意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阐释;"根基论"则过多关注文化传承的延续意义,而较少顾及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异;"建构论"则只关心文化传统在近代被塑造的过程,而完全忽略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