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灭种罪的区别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和灭种罪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化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存在。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与战争(武装冲突)的关联性不同、犯罪对象不同、广泛性和系统性不同、具体罪行不同。危害人类罪和灭种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不同、犯罪对象不同、罪行发生背景不同、具体罪行不同、犯罪心理不同。     

防盗,除了钱包还得看紧自己的肾脏

按照医生的推算,做一个肾脏移植手术的费用为20万到30万元,其中医疗成本不足5万元,其他都是可以被拿来分配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肾移植专家的困惑,"因为器官资源的短缺,中国的器官移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2010年10月25日,赵勇     

明朝“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刑事司法原则及其现代省思

《明史.刑法志》记载"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相行,未尝偏废也",明朝法律既有其猛烈重典的一面,也有用刑轻缓不失宽仁的一面,表现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特点,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明朝社会的发展。对该原则予以分析可以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本文从罪刑相适应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价值定位入手，对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分类讨论和多角度分析，了解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其次，探讨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对罪刑相适应总的适用规则进行归纳总结。     

罪数判断的犯罪构成标准研究——以犯罪构成的法定性为出发点

关于罪数判断的犯罪构成标准,近年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之所以会有质疑,并不是因为犯罪构成标准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抓住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因而对犯罪构成标准的理解不当所造成的.因此需要注意:作为罪数判断标准的是法定犯罪构成而非犯罪构成事实;是与刑罚相结合的具体犯罪构成而非抽象犯罪构成;不但包括一般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还包括特殊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判断犯罪构成的个数,必须抓住犯罪构成的法定性这一特征;同时,罪数类型判断也必须以"法定"为基准.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了加强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理解,有效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2009年9月,为了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将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逃逸并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规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说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正确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准,但是,无论从实践中的运行情况,还是从理论上的论证,我们不得不承认,刑法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对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及其司法认定的讨论

一、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的概念及其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是指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行为。     

全球性环境危机与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方面出现了刑法调控范围扩大化、处罚严厉化、处罚方法多样化和以预防为主的趋势.为了治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国1997年修改刑法之后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是,由于立法价值的偏离,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存在着一些缺陷,应借鉴世界环境刑法的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     

“通缉门”折射“公安公关”任重道远

7月28日，网上一篇“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的报道引起浙江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浙江省公安厅的指导下，丽水市公安局经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目前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立即撤销该刑事拘留决定，     

林权改革视域下盗伐林木罪犯罪客体的反思

现阶段林权改革拟通过确保林农的承包经营权,实现经济发展、权利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三重目标.林权改革背景下的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兼顾个人私权与公共利益,以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和林木所有权为犯罪客体之盗伐林木罪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