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与科学认知的新方式

计算是当代科学认知的重要方式。随着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的介入,这种方式实现了从运行模型到建构模型的飞跃。具有一定建模能力的人工自主体不仅拥有原初的意向性,而且在科学发现中能担当主要的认知角色。从根本上说,人工自主体的出现是人类不断外化自身的心智能力的产物。可以预期,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人工自主体必将在科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革命性地改变科学的未来。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对一起乡村交通事故的法社会学分析

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常被运用，从乡村纠纷解决的个案实践中，可以看到基层调解具有化解纠纷的良好效果。基层调解通过实现情境相对正义、权威与信任以及妥协与共赢调解策略等机理而达到有效化解乡村基层纠纷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基层调解之所以能够取得化解基层纠纷的良好效果，关键在于其具备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当前的乡村社会秩序可以说是由法治力量和礼治力量混合、共存的法礼秩序，要更好地化解纠纷实现秩序，就需要将法治与礼治两种力量融合起来，形成合力，将会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习惯法研究的知识理路及反思

对共同体内个体的行为期待,以及建立在行为期待基础上的规范期待,是区别于天命秩序、自然秩序而由人借助自己创造的秩序来解决自身秩序问题的一个主体性展示。共同体的接续发展中纠纷的解决建构了秩序,也建构了法,而纠纷的地方性在规范自身的同时,规范本身的地方性亦被构建。不同社群在生活意义的创造和社群团结的拿捏之下基于“稳定行为期待”的目的,创造了种种纠纷解决的默会知识,并通过法之社会创造得以在所在社群场域中行动自我,这构成了不同文化屋檐下人群的常规性交往逻辑及其规范世界、知识世界和意义世界。既有研究在知识理路方面就这些习惯法的制度脸谱、规范构造、结构义理等进行了丰满的展示。应避免从规范到规范的一种干巴巴的理解,明白纠纷背后流动的关系距离、知识话语、行动策略等认知差异及这一差异决定的对规范的选择、遵守、解释和再解释,进而从文化意义的完整性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下的人群所嵌套的关于什么是纠纷、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法,乃至面子、尊严等知识谱系及其象征体系和信仰体系,才能为法的社会有效性寻找一种根基。     

我国非司法ODR的适用与完善——以闲鱼小法庭为例

互联网经济纠纷的急速增长,迫切需要我国加强完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ODR)以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权利冲突问题。非司法ODR既传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无讼解纷思想,又融会了前沿领域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并创新智造出具有“线上纠纷线上解决”属性的诉源治理新模式。以闲鱼小法庭为例,基于个人、组织、社会三维效益论视角分析发现:非司法ODR通过融合非诉解纷理念能够实现形式多元、信息互通、对抗性弱的私力救济;非司法ODR通过倡导诉前分流机制可以实现缓解诉讼压力、降低诉讼延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非司法ODR通过发挥定分止争作用真正实现了社会整体的非诉福祉建设。为了加快推动具有民间性、自治性、高效性的非司法ODR成为化解涉网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议通过国家立法确认其正当地位,建立与司法ODR的衔接机制,规范解纷人员的职业操守,健全对网民数据的隐私保护机制,建立非司法ODR的司法确认制度。      

水利碑刻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

水利碑刻记录了水权运作的细节及规律,对我们探讨近代水权纠纷解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碑刻通过对以往水权案件的宣示,不仅可形成水利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也可起到预防、遏制水权纠纷的作用。如果不发生纠纷,水利碑刻是水权运行的章程、规则,以警告、宣示等手段,维护正常水权秩序的运行;如果发生了纠纷,就不仅是处理纠纷的证据,还是处理纠纷的法律、准则。就形式而言,水利碑刻是传统的,甚至有点古老,但是,它仍对近代,乃至当代水权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XY-3-RPS混联机器人设计和运动学仿真

为实现人工骨关节表面抛光的自动化,课题组充分利用串并联机构之间的机构特性优势互补的特点,设计了一种XY 3 RPS混联人工骨关节抛光机器人,该混联机器人具有5个自由度。笔者搜索了并联机构和混联机构的工作空间;对比分析了基于正逆运动学的支链位置变化曲线;在并联机构欧拉角表示法及运动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混联机构运动学数学模型,并利用MATLAB及ADAMS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机构正逆运动学曲线吻合,运动稳定。该混联机构完全满足抛光人工骨关节表面的运动及工作范围要求。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