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隐喻与传统再造——甘肃盐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民间信仰的复兴是宗教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再起源问题,它往往表现为人们动用象征隐喻重新塑造传统。甘肃盐神信仰的复兴表明,这种再起源与过去传统所浓缩而成的隐喻及具有多义性的象征化仪式展演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论

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台湾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场社会运动。对此学者虽有关注,但就该运动持续之久,影响之广而言,现有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有必要利用新挖掘的史料,对该运动发起的因缘、运动的内容与历程以及运动的影响与意义,重新做一探讨与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加强了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对揭露当今的“文化台独”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 当代形态与发展逻辑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凝聚民心的强大精神动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光辉,同时也昭示出人民领袖家国情怀的伟大人格魅力。毛泽东的家国情怀内涵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家国情怀思想的理论原点和思想资源;习近平的家国情怀是毛泽东家国情怀的当代形态,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新时代培育家国情怀,要注重弘扬传统忠孝文化,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握中华民族“三个起来”的发展逻辑,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促进家国情怀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     

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发展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启示与借鉴

文化产业现在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澳大利亚政府和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以更好地理解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及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推动滨海新区的文化产业在有效政策的支持下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发展新思路。     

论调解制度的法治价值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法治基本人文价值。本文在调解概念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将调解制度置身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多角度阐述了调解制度的复兴原因及其价值体现,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社会理性的成熟、法律与社会的磨合、社会自治的提高,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将逐步形成,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也将不断提升,社会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其功能的评价与期待,也会慢慢发生转变。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正确看待抗日战争——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待抗战,要坚持两个鲜明的观点,即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既要看到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国际地位,这是我们通过努力获取的,应得的;又要看到胜利的来自不易和艰苦性,我们要维护好这个历史功绩,从中吸取教训,开拓进取.     

当代语言修辞学批评的建构——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为切入点

中西方文学理论似乎面临一种同样的困境,那就是难以把文学活动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同时纳入视野之中。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行为整体的研究,为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某种可能。受现代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作为诗学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并对四要素进行四元通观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以此为基础,再融合借鉴其他理论,则有望建构一种新的能够同时把作者的表层意图和无意识动机、文本的结构形式和修辞选择、作品的审美效果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文本生成和接受的世界和文化语境同时纳入视野的"语言修辞学批评"。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之初,杨仁山奉《大乘起信论》为圭臬,开启近代汉传佛学的理性重建,推动佛学的义理更新。以此为基本落脚点,在唯识学回归之后,在理性精神的带动下,引发了持续的唯识学研究热。佛学理性精神由此回归。在理性精神指引下,汉传佛学研究突破学派、门派壁垒,与藏传佛教进行正面交流和学习。留藏学法团进入藏地求取藏密,在求法过程中译介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汉、藏佛学的理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