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史杂谈(之三)

文化史 对于经历过"英雄时代"的梁漱溟而言,那些大刀阔斧,以开辟"真文明"之路为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英雄,已证实了"英雄"这一概念的失当.人们可以猜想,他由此可能比我们早些意识到,这类"英雄",获得的地位离"君主"、"皇帝"、"国王"已不远,因而,他对"英雄"这一概念,保持着高度警惕.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现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其创建者郝苏民先生荣休(国外称因有学术建树而得到"退而不休"待遇的学者为Professor Emeritus,我译之为"荣休",我看郝先生当之无愧)之后不久,便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座谈,我十分感激.此前我来过这里一次,第一印象是,这个教学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上有其值得珍惜的特色.当不少同人仍旧沉浸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之间的界线的"勘察工作"时,这个学院"偏安一隅",悄然进行自己的学科综合.     

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

<论语>开篇,即为<学而>,它综合了孔子关于为人之道与为学之道的言论,陈述一种"学习理论". 话一开始,就是脍炙人口的那段:     

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会议纪实

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认为中国人类学要有自己对于田野材料的理论提升即"话语权",就必须做好研究,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跨学科整合.     

莫斯民族学的“社会论”

<正>"社会""社会"是什么?在我的理解中,这个词不简单指人间关系,而是指三对更广阔的关系之"合",这三对关系发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广泛关涉天、人、神"三界",既指"现实",又指"知识"。"社会"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就是在"社会"的这个广阔意义上研究人的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有一部分人研究分类,研究生态和生存方式,研究技术与技术学,其作     

西南之“外”：文明与生活的民族志——本栏目序

2004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作题为"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的讲座,提出"三圈说"[1](P.137-138),其后,又发表了《"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等文章,重申其关于"三圈"的主张。[2]所谓"三圈说"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而提出的,它将中国人的"世界"划分为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谈"天"录(之三)

上帝相对于天“天人合一”的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古代中国人所尊奉。秦代郡县制的兴起,将世俗的行政制度引入了中国历史,部分地排挤了以礼为中心的天人秩序观。而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时期的分裂,更有违“天下观念”中的“和而不同”原则。不过,中国历史虽然存在着这样的断裂,但是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天、地、人关系模式一直还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对于中国文明史的整体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自明末起,基督教开始“撞击”中国。那时,“天人合一”仍然是中国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世界的欧化还没有成形之时,基督教…     

人类学与国学

国学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建立,也使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国学”。国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和平崛起中重建,是人们关注国学的焦点。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专门组织了由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杰舜教授组织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仁钊博士等。在座谈会上,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畅谈了自己的看法,颇为别开生面,另有洞天。本刊特全文发表座谈会录音稿全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