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压缩下的经济趋同

近十几年里,中国高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铁项目作为一项新兴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目前关于高铁建设与运营对区域经济趋同的影响尚缺乏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00—2014年地级市数据分析了高铁建设与运营对经济增长及其经济趋同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建设与运营对经济增长及其经济趋同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国内高铁运营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规模的扩大,但在加大物质资本投资和集聚人力资本方面弱于高铁建设。当然,这点在区域层面也有所差异。基于此,本文将为各地区进一步借助高铁项目拓宽区域发展空间,兼顾效率和公平,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深入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科学内容,结合中国发展国情,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让发展文明成果得以发挥优势,丰富经济理论,为国民生产和社会经济的提升提供更多的保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经济外交研究的分析性视角及其路径

经济外交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诸多分析性视角,诸如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外交既需要国内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为基础,又需要足够的政治力量与观念力量的支撑,因而或许可行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性折中主义。经济外交往往因事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进,那么对经济外交本质及其过程的判断需要辩证法思维,无论是唯物辩证法或是中国辩证法。由此,经济外交研究需要对刚柔、义利等对立统一的范畴加以平衡与权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明代潮州文学述略

宋代以降,儒家主流思想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政治、经济之轴心也逐渐南移。地处岭东的潮州,正是凭借着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南移之风,直接接受封建文明的浸染,使自身的封建文明进程发展至繁荣之巅峰。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之后,明代潮州的经济文化终于迎来了难得之发展机遇。外来移民之入潮,带动了潮州本地农业之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控制之加强,推进了官师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科举之进步,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逐步壮大;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同推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之发展与定型。明代之潮州文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滋润土壤中得到孵化与茁长,从而得以长足发展。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