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农业数字经济财政投入效率的门限效应

如何提高政府投入效率促进农业数字经济高效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理论上,政府投入农业数字要素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但财政投入过度也会造成效率下降.基于独特的县域农业数字化程度、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出、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采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上述假设.结果表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投入效率存在最优区间;就全国整体而言,在农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介于25.5％～34.7％时,财政投入效率最高,达到每万元财政投入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154.2万元;目前约7％的县财政支出处于合理水平,约63％的县财政投入不足,剩余30％的县财政支出过度.为此,建议投入不足或过度的县要调整财政支出额,实现合理的农业数字经济规模,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数字经济建设,优化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同时,对投入合理的县,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大数据等无形资产投入,提升农业数字要素的杠杆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西部小城开展全方位开放合作策略研究 ——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

肃州区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是我国古丝绸之路的通衢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交通节点.肃州区应立足当前交通区位优势、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沿海产业转移等重大战略机遇,实行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促转型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向东承接产业转移、向西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向南接入西部陆海大通道、向北开拓俄蒙市场,加大吸引外商投资、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开展区域合作的力度,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区域经济实力,推动形成"承东融西、接南拓北"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股票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融资率为门槛变量,就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呈现促进或抑制的关系。相对于经济而言,股票市场发展向上或者向下的过度偏离都会抑制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规模与融资率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效应,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具体而言,股票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为负,但呈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且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终将开始显现。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股票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低于或者高于合理范围时,则抑制了经济增长。股票市场融资率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高于门槛值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实证结果,分别就股票市场规模,股票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融资率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