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未成年人大病医疗贷款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医疗保障一直以"家庭保障"为主,虽然基本医疗保险与大病医疗保险已经覆盖大多数未成年人,但受报销水平、大病覆盖范围等因素所限,生活中给孩子看不起病的家庭依然比比皆是。笔者针对未成年人大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型制度,即"未成年人大病医疗贷款制度",首先对其可行性进行分析,其次提出科学界定大病覆盖范围、未成年人医保账户与父母"联动"原则、设置自付费用最高限额等具体措施。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基于湘皖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效路径,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湘皖两省30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个角度出发,采用probit模型和IV probit工具变量法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化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为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环节的外包;通过工具变量法纠正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制定差异性的外包支持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农业技术采用、时间重配置与农户收入

在构建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农户时间再配置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2015-2017年河北、山东、辽宁等蔬菜主产区农户调研数据,联合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定量验证了滴灌采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时间重配置产生的中介作用,包括雇工效应、溢价效应、转移效应和产量效应。结果表明：蔬菜种植农户采用滴灌后收入显著提高,主要机制是产量效应和溢价效应,表现为年产量增加9 212.83千克、溢价销售比例提高18.89%,分别对应的户均年收入增幅为1 842.80元和1 354.75元,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1.97%。因此,在推广农业技术促进农户收入增加时,创造和改善农户时间重配置的环境和能力,可有效保证收入增加的主动性和持续性。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围绕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这一经典命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选取户均总耕地面积10倍和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标准和现实逻辑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5个阶段性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即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大规模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及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归纳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制度及禀赋3个方面的现实逻辑。认为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同时,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存;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