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人学”——论王安忆对“人”的思考

王安忆的创作中曾出现过许多孤儿的形象,这些形象在王安忆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他们是王安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隐喻.王安忆笔下的孤儿形象还带有鲜明的现代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她用一系列孤儿的形象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和迷惘的情绪,反映了现代人在多重价值观选择面前困惑和无所适从的生存状态.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自我形象的映照——《镜花缘》中的"他者"形象透视

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中所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这种异国异族形象是通过他本人所属社会或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镜花缘》中乌托邦类型的异国形象加以剖析,认为作者对海外诸国的认识只是当时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本质上是当时中国自我形象的映照。     

论凤凰形象与杜甫的仁爱思想

凤凰是我国上古某些民族的图腾,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从上古的向往光明,到先秦时期的象征高洁、两汉时期的秉德兆瑞、魏晋时期的俊才罹难,凤凰形象的文化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杜甫笔下的凤凰在此基础上把凤凰之德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和济世精神联系起来。杜甫诗中的凤凰是仁爱的化身,是诗人奉献精神和仁爱情怀的体现。     

贾平凹与池莉作品中女性形象之比较

贾平凹和池莉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出现,反映了男性本位主义立场与女性本位主义立场的矛盾。贾平凹的作品体现了很浓重的男权意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或被男性欣赏,或依附于男性,她们无论被作者赋予怎样的性格与命运,最终都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而池莉作为新写实派的代表人物,文学创作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她的作品多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用自身独特的感受来描写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描画她们勇于同命运抗争的自主性格和自主意识。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实现共赢

随着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迅速蹿起,传统媒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媒体的主流地位撼动,新媒体的发展优势越来越凸显,但新媒体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媒体而独立存在,传统媒体可以借用新媒体的渠道拓展其媒体空间,做跨媒体传播,创建新旧媒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共赢.     

真才意气踏征程——评小说《红痴》主人公李家宝形象

《红痴》忠实地反映了文革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的生活境况和精神面貌，反映了那一代人深刻思索、奋发图强的精神。小说以主人公李家宝的生活、学习、婚恋经历为线索，展开了跨越三十年的历史故事．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作者通过对李家宝性格发展过程娴熟、真实的描写，不仅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放光彩，同时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论影响媒介控制的社会因素

媒介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 ,无论是其作为技术还是手段 ,它都被作为社会架构中的一部分而受到控制 ,虽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和多渠道的 ,但其根本则源于社会。本着这一观点 ,本文拟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操作以及所谓媒介自律等方面去粗略探讨其控制的社会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说明社会与媒介的共同前进其实是在双方的互相牵制中完成的     

媒介版图与生态意识

倡导媒介的版图与生态意识,是基于当前国内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意在强调在共时空状态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媒介制品,或者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媒介机构有机配置与组合,也就是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多样性的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是以整体的舍力而非单一的形式对人实施具体的影响,此项倡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媒介的生态与版图意识还可以帮助梳理、调整当前媒介设置与媒介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正是其紧迫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