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中国柯尔克孜族语言生态发展--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为例

中国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是一个文化多元、语言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地区,其呈现出语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整体性。建国以来,这一地区语言文字工作的变迁与发展始终在国家及地区语言政策的支持下,从而实现了柯尔克孜族母语跨代维持及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柯尔克孜语的社会功能持续加强,柯尔克孜族的语域不断丰富。从柯尔克孜族坚守生态伦理的角度看,柯尔克孜族正理智地面对、主动地理解复杂多变的生态环境并在其中健康生存与发展,展现出其多语、多文化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     

拓展民族文论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理论批评研究在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展开。本文综观已有成果的缺憾与空白,对各方面的民族文论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苦难比幸福更美——简述艾青前期诗歌中“苦难”的力量

艾青是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诗人,在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途径。细读他的诗篇,处处都能看出他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意志。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本文通过阐述他苦难意象产生的背景———艾青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异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分析艾青诗歌的苦难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精神。     

以“气”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以＂气＂论文相契合。＂气＂既增加了＂以文为词＂的外在张力,亦是＂以文为词＂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也是作者本人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气＂既扩展了＂以文为词＂的外延,又是＂以文为词＂的核心,它使稼轩词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新世纪新疆汉语文学文化资源和主题精神

新世纪新疆汉语文学需要在保持自身文学优势的前提下,打破创作的思维定势和固有模式,以掌握新的文学机遇。这种双重方向的努力不仅基于对丰富文学资源的尊重,也基于对当代文学主体精神沉沦境况下的迎难而上。新疆当代汉语文学长期以来建立起＂异质性＂的文学身份,这种文学身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理性思考。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真相

"乌什事变",是清政府收复新疆初期发生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经营与管理新疆事务的诸多问题,其后的善后措施更是奠定了清政府治理回疆的基本模式。但是,传统的新疆史料对此不仅记载较为简略,而且存在着诸多细节性的错误。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中,存有这一段历史的线索,可资从中探讨"乌什事变"的起因、过程以及善后措施,回溯"乌什事变"之真相。     

乌鲁木齐地区维吾尔族人的婚礼习俗

维吾尔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之一,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族人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文化形式。无论是从各种文献还是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人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的多样性。在这些习俗中婚礼习俗具有着不同的特色。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乌鲁木齐地区维吾尔婚礼和婚礼文化习俗进行探讨。     

查慎行青年里居时期生平辨误三则

陈敬璋《查慎行年谱》认为：查慎行康熙二十一年壬戊师从黄宗羲，查父不许其学习举业，而他南下从军是因为家境贫困。考察相关史料和诗文可知，《查慎行年谱》的观点是错误的：查慎行师从黄宗羲当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十九岁以后父亲就允许他同其弟师从叶伯寅学习举业，并逐步走上科举的道路；查慎行从军也并非被迫之举，而是他不甘心终老田园、寻求功名的主动选择。     

情感的压抑与创作的升华——《幸福的家庭》探析

鲁迅小说《幸福的家庭》看似温馨美好的场景,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并不能一蹴而就,带给我们的是与青年心情之路的同起同落,体味青年现实不如意的无可奈何,寄托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升华,平衡过剩的痛苦和压抑,以此来达到心灵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