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索取权的归属:理论分歧与现实变化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过程中,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由于牵涉到公有产权的变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剩余索取权的归属都是一个极其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作三个方面的尝试:(1)梳理有关剩余索取权归属的理论分歧;(2)考察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在现实中的变化;(3)讨论由现实变化所引发的几个问题.     

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

俄罗斯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黑龙江省是我国对俄合作的桥头堡,是我国逐步深化对俄多方领域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受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经济陷入了经济低速增长困局,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需求支撑,这为我省深化对俄经济贸易和金融合作提供良好时机。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为刺激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美联储相继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对全球跨境资金流动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量美元流动性涌入我国。2013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逐步稳固,美联储拉开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序幕,将吸引全球流动性从我国市场回流美国,从而加剧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成功兼并的五项原则

<正> 一、适应兼并方经营战略的需要 兼并方在实施兼并时,一定要基于理性的分析,根据企业战略类型的需要,采取正确的兼并类型。时下国际上通用的几种兼并类型,正适应了不同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 1、以横向兼并方式,兼并直接竞争者。这种类型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且可能垄断市场,减少竞争,在价格上取得主动。事实上,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集约化的经营管理,同时,有助于企业实施密集型的市场策略以更好地开拓市场。 2、以纵向兼并,实现公司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前向兼并可以使企业较易实现商品或劳务的销售;而后向兼并则可以使企业较易获得生产所需商品或劳务的来源。这种方式能通过较大范围的采购控制和销售控制,实现经营上的经济性,提高公司参与竞争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3、以复合兼并实现公司的复合多样化战略。这种方     

2012年大庆市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分析

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态势低迷,美国和日本纷纷以量化宽松政策大力刺激本国宏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流动性超发,国际资本流动形式越发复杂。在此背景下,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对于保持经济金融稳定而言十分重要。深入分析2012年大庆市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及影响因素,并提出2013年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及风险防范需要关注的方向,对探索区域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风险防范框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培养你的“杰克&#183;韦尔奇”

企业快速发展，要建立核心竞争力，需要一批类似“杰克&#183;韦尔奇”的企业独有人才，但是如何能够在同样的培训内容下，培养属于企业自己的“管理者”，培养出忠诚于企业的“杰克&#183;韦尔奇”型的人才呢?     

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抑或历史目的论

不承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或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目的论,其实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就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演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并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唯物史观揭示了决定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因而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人的行为有主观动机,但历史演化并没有主观动机;人的行动有主观目的,但历史必然性却没有主观目的;人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但历史发展方向却并不是由人的目标追求所决定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厘清“历史合力论”“主观能动性”“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及“机械决定论”,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从事实出发”何以可能？——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经济学在考察现象世界与分析经济运行时，向来主张从事实出发。但是，如何理解“从事实出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厘清两种不同认识，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事实的认识，有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的事实，既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想象事实”，亦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直观事实”，又不同于新实证主义的“推理事实”，它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刻画“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即是以劳动实践为逻辑方法上的起点，采用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揭示这个历史过程的内部联系的思维过程。     

“从契约到身份”——数据要素视野下的商事信用

数据不仅是市场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之一,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数据要素的主要特性是充分体现各类社会主体的专有信息,全面、准确的信息是识别主体信用的关键。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数据具有个性化和社会化两种特性。大数据时代的商事信用不依赖于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而是由其客观信息和数据如实反映出来。商事信用呈现出个性化、差别化特征,不同身份主体的商事信用程度不同。在数字时代,每个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攫取者,而这都是与其身份密不可分的,在所有社会交往特别是商事交易中,实现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算法决策在商业活动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信用在交易中的作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给信用制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从东京地方裁判所2014年(ワ)第33320号判决谈起

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涉及到民法、破产法乃至金融交易法等诸多法理问题。比特币作为一种基于密码学原理存在于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电子支付系统,不属于物理意义上的有体物,并非传统民法上的物。数字货币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只要能够满足所有者对其控制与支配,所有权权能具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全部内容,所有权权属与变动能够以明确的方式予以公示即可。日本与中国私法体系同宗同源,对数字货币的认识大致相同,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作法超前于日本。不过,日本近年来的立法持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则全面禁止数字货币交易与ICO。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应该结合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未来之立法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其纳入到现行法律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