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化精神

唐浩明是当代一位重要的历史小说家,他始终秉承着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感,把历史小说创作视为介入社会精神现实的一种途径,有效发掘民族历史的优质资源,激活其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深层精神內核,接续晚清与今天中国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他力图抛开史学定论的成见和成王败寇的惯性思维,跳出以往简单的二元思维阉割历史的陈规,对晚清历史作出了新的阐释和表述,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思潮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武汉大学起源新议

民国最早的部属师范学校之一、也是武汉大学前身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两湖师范学堂等为先驱;而1916年开办、成为武汉大学另一重要源头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基础而成立。武汉大学实为清末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新式学堂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张之洞是近代中国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是晚清一代重臣,也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之一,他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对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方面的近代化的贡献,以及他间接地为近代化的实现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浅析张之洞对海南文教事业的贡献

张之洞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关心和重视海南的文教事业,通过客观分析海南的文教形势,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教事业发展的措施:兴办义学,奏请增设科举名额,访查李德裕遗物及后裔、整修苏东坡遗址,捐资建立祠堂等。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未能持续实行,但是它们具有近代开发的意义。     

皇帝的救赎

康梁之流,本来是变法,偏要说改制,变法可以依靠皇帝权力,一说要改制,皇帝就靠不住了,因为皇帝权力都由体制赋予,若无体制支持,作为个体,皇帝哪有权力？变法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改制则针对体制本身,不是通过体制去解决问题．而是把体制当作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张之洞、翁同稣都是变法的支持者,一获悉康的改制意图,即与之划清界限,成为坚决反对者。     

张之洞的教育和谐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张之洞作为近代教育界一位不容忽视的代表,他的教育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实现书院教育和谐发展、人才培养和谐发展、学堂教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三个方面。张之洞的和谐教育思想为当今构建和谐大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一生十分重视办教育。他创办和改造书院、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张之洞办学堂的数量和类型之多,范围之大,以及在废科举、建立系统教育制度等方面,在当时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

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初萌于广东,成熟于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督鄂期间,扬弃了“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确立“以工立国”思想,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并提出先重后轻、“自相挹注”的重轻型发展战略。推动了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武汉迅速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城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促进了武汉近代商业的发展,为武汉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其工业化思想的局限,则成为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在近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严峻的社会现实,引起中国传统士大夫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点上,张之洞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上,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一种文化写照和诉求,也是对古今新旧中西文化矛盾的一种积极回应。张之洞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应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走进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