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自由与有限性——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辩论的启示

1929年,海德格尔在瑞士达沃斯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卡西尔针对如何理解康德哲学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围绕"绝对命令是有限性的一个例证还是一种超越","自由以及无限性如何可能","有限存在者能否获得永恒真理"三大主题对自由与有限性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场辩论显示了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研究方法上,海德格尔和卡西尔有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在人类共同的哲学事业上,他们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伍尔夫的幸福的“僧侣屋”

伍尔夫所生活着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致力于批判现行的思想和维多利亚时代前辈的传统。例如女人的权力,还有家的布置设计的一些问题。从一开始家庭就是一个特别的焦点,重新装饰家庭内部,创造一个宽松有生机的空间,来激励创新和自由的思想。质疑夫妻双方的领导权,作为社会组成的单元。     

法兰克福学派自由观的探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由观,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思维方法,以反思的态度、批判的基调、开拓的立意阐释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在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且在改革制度、社会管理、教育民众等操作层面上也有许多借鉴意义。     

论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是法制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正因为选择性执法在以较小的执法资源推动法律实施的同时，也存在着是否合法和合理的争论，是否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它被赋予了褒贬不一的定义，这是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的体现。但是必须肯定的是，选择性执法是目前在我国必须存在的一种执法策略，其正负两种作用都有可能出现，因而对选择性执法的研究只能是考虑如何去弥补、规范，让效率与公平并驾齐驱，而不是放弃选择性执法。     

自由女性主义法学的平等观

近代西方法学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之际,受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思量和顾及两性在实现平等时存在的落差。自由女性主义法学铺陈出主流平等观存在的性别盲视缺陷,通过主张女性也属于"个体"概念中的一部分和矫正带有性别歧视的法律这两个重要的实现途径。自由女性主义法学的平等观改善了女性的参政权、就业权、教育权、夫妻身份权和监护权;但难免存在由于过于强调两性相似面和形式平等而导致忽视两性差异和忽视实质平等的缺漏。在我国女性法律地位仍低落不高、性别就业歧视仍盛行不减的当今,自由女性主义平等观之得失无疑可以成为纠偏之良鉴。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论人的自由的实践根源及其生命表现 ——西方哲学的自由主张及马克思哲学对它的实践批判

西方哲学对于人的自由的根源与表现问题,无论是从人的信仰的不彻底、感性的不全面抑或从人的理性的不完善、意识的不觉悟等出发,都以价值预设的逻辑理路从"应然之自由"指责了"实然之不自由"。这些先验的、形而上的自由主张,因远离了现实的人及其"能动的类生活",既不能探察出导致人之不自由的经济原因与制度根源,也没有把握住人的积极的存在意义及其求解放的正确路径。而马克思发动人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则在于,以实践活动铲除导致人的异化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为推进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