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兼及经济转型中现代职业教育的技术适应

对工匠精神的社会学考察认为,工匠精神并非适切于所有社会领域,所有领域的工匠精神弘扬与传承都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工匠精神在其形态、观念与目标上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性实践指向,它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优才制度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辩的价值悖论。优才制度的土壤与气候不利于发挥普通民众的工匠精神,它极容易迫使一般民众隐身于精英群体聚光灯下的暗影之中,特别是在急功近利的柔性组织内是无法容纳工匠精神的。化解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现代职业教育或为此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从优才制度视角阐释工匠精神的存在逻辑及其悖论有益于当代社会弘扬工匠精神的实现路径。     

卢梭“悖论”与马克思“人的解放”

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洞悉到历史性形成意味着对个体主权的侵毁,试图采取一种远离社会现实从而使人们重返"自然"之"善"的做法来克服历史进程中的道德堕落,并以此恢复个体主权,实现人的自由。然而,由于卢梭没有找到道德堕落的根源,也没有正确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也就无法真正打破缠绕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卢梭的历史性"悖论"表明,他只关注到历史进程中的"消极因素",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成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历史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人的解放"便无法实现。     

“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

《围城》与《历史人》都是著名校园讽刺小说.其代表人物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都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相对平静的大学校园“围城”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与行的矛盾、表与里的抵牾,在职场生涯中道貌岸然的显性身份表象与其庸俗无聊、滑稽可笑的隐性角色扮演形成的伦理悖论,无疑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深刻的反讽性质.由于人物所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其伦理悖论又各具特点,李梅亭身上散发出陈腐的朱熹式伪道学气息,霍华德·科克则是在激进外表下包裹着极端利己主义.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蕴含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其形象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镜鉴意义.     

芝诺运动悖论研究的演进

芝诺运动悖论是古老的哲学疑难，两千多年来困扰了无数思想家；近代以来，黑格尔、柏格森和罗素的解答影响广泛。梳理和分析学术界围绕黑格尔、柏格森、罗素观点的主要争论，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量子芝诺悖论，可以看到黑格尔、柏格森、罗素并没有合理地解决芝诺运动悖论，量子芝诺悖论的研究也没有开辟芝诺运动悖论研究的新途径。鉴于“位移运动的矛盾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问题”，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芝诺运动悖论进行重新解答；要尽快找出芝诺运动悖论存在的真正的问题。     

合法性悖论:淘宝村民间团体的生存困境

大量淘宝网商在农村集聚,新兴"淘宝村"成为农村转型发展的模式之一,随之带来的是村内代表行业共同利益的民间团体不断涌现,这类新生团体的合法性建构及其面临的困境引人关注。一方面,自下而上发育的民间团体具有公众合法性能达致正常运转,却因无法获得体制合法性而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在获得体制合法性后却没有如预期般长期享受发展优势,反而动摇了先前的公众合法性,进入体制铁牢笼,同样也陷入生存困境,由此造成"合法性悖论"。公众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冲突造成的"合法性悖论",反映了政府"体制控制"过强而民间团体自身对两类合法性的定位模糊,同时也体现了在市场转型日渐深入的背景下所凸显的"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淘宝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淘宝村"的未来前景息息相关,如何破解"合法性悖论",在当前背景下发挥民间团体的活力,其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也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     

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模式形成逻辑

美国法律模式是世界个人数据法律保护的一面旗帜,其形成存在着自身的内在逻辑:隐私法的历史沿革,促成了数据隐私法律保护模式的形成,这符合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互联网经济的国际领先地位、利益分化等社会情境与美国法律保护模式的契合,充分体现着适恰性机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对美国法律保护模式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此,我国法律保护模式建构也应遵循这种内在逻辑。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基础,提出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应当效仿“改良”的美国法律保护模式。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悖论与结构转向

以追求智能、精准为核心的技术认知对突发社会问题的预测失灵,形塑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悖论。此悖论体现出盲目崇尚加速的、闭合化的现代性认知结构的困窘,且揭示了晚近技术反思的谱系化与经验"二分"的双重结构观的局限性,进而使超越悖论的结构转向成为必须面对的命题。因此关键在于以突发社会问题为节点,面向日常生活,实现对"二分"的总体性统合。唯有把握日常生活在突发问题中可能产生的反转契机,合理审视智能化的技术,促使技术的精准思维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方能为加速多变的现代科学创设总体化的良善格局。     

隐喻·反讽·张力——现代诗阅读札记

隐喻和反讽不仅是诗歌语言与思维的基本原则,更是诗歌本体结构的核心要素。一首诗能否"借助矛盾和限定条件来表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讽、隐喻携带的张力以及相互间的作用。隐喻能促成一定语境中意义要旨的相互联系与融合,构造张力关系的各成份。反讽因语境压力形成的悖论能"修改"诗歌情感表达中的固有意义,挤压出潜藏于文本各处的深意,或维护文本与语义的矛盾性悖反,以构建诗歌结构应有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