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追根溯源：“四个伟大”是《共产党宣言》思想内核的延伸与发展

《共产党宣言》是对资本主义批判、对人类社会规律揭示、对共产主义追求的一部思想巨著。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的作用。将"四个伟大"与《共产党宣言》紧密结合,深入剖析,追根溯源,"伟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历史性阶级斗争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工程"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实现的保证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事业"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道路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伟大梦想"是《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思想的延伸与发展。进入现时代,《共产党宣言》对"四个伟大"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郑天挺在1923年至1934年间主要讲授世界人文地理和古代地理学,并刊出两部讲义:《古地理学要略》和《世界人文地理讲义》。同时,他是最早对《禹贡》进行全文释读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涉猎,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应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一度以撰写《南诏书》为目标,研读西南史地书籍;采用以音证史的方法,撰写西藏史相关的论文,批驳当时国际上的有关谬说,显示出其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视野;积极参与云南地方史志事务,开展学术演讲,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即便在"文革"期间撰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他也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针对国际学术界相关动向,提出新说。对郑天挺历史地理学方面成就的梳理,既有助于全面认识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

自闻一多《现代诗抄》之后,西南联大诗人俞铭传在汉语学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早在1940年代,他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当作是"中国诗人中最为年轻的一代"和"最具希望的诗人"加以译介,其多首作品在英语世界流传。俞铭传得以在海外传播虽有各种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俞诗的"世界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跨界性;意象与典故的跨文化性;抒情方式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叙述模式的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探讨俞铭传诗歌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现代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