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分析

在新历史环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习总书记针对时代发展现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成果已被写入党章,其具有的时代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值得对其展开深入研究。通过对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分析,对该思想的时代价值展开全面探究,旨在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意义,推动我国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内在逻辑与时代主题

如何打开并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维视域,属于一道常论常新的时代命题。唯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起点上鲜明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顺承与此的理论建构,有三个着力点:一是考证社会主义学理特征并明晰其历史方位,从内涵上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本质属性;二是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从逻辑自洽性展现其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三是确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正确理解并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教学论学科建设的探索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学论学科建设历程主要包括引进模仿期、探索融合期、发展分化期三个阶段。中国学者对教学论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索。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上半叶教学论学科建设，可以发现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亟待解决三个问题：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教学论与中国古代教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教学论学派的形成。     

走自己的路:建党百年中国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及提升路径

自信是一种信念及精神,中国道路自信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发展能力及前途的信任,其形成与中国百年发展辉煌成就息息相关.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历经千难万险,先后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在百年磨砺中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这种自信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数梦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树立中国道路自信的理论前提,关键在于对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彰显.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多维度比较,才能使其优越性得以全面彰显,并愈加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行.显然,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通过梳理、总结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发展历程,将中国道路置于自身与"他者"之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共时态与历时态之比较,以唯物史观回望并厘清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自信生成逻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既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又能激发全体中华儿女愈加自信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 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 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来自近代中国的证据

基于清末中国发展师范教育的历史情境，可实证分析师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师范教育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双重差异构建识别策略，研究发现：（1）与师范教育诞生之前相比，师范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地区相比师范教育发展较为迟缓地区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说明清末师范教育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2）师范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初始经济状况较差地区更加突出，意味着师范教育具有促进地区经济收敛的潜力；（3）师范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为新式小学提供师资。本研究首次分析了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新近经济学研究对不同教育的经济贡献差异的关注，结论也对教育基础薄弱国家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问题与反思

近代英国国家能力中的三个核心经济要素——财政、贸易与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状态，而且还与政治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由此，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关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而且该框架对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以此框架来观察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特征以及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因为上述三个核心经济要素在中国历史实践中不仅表现出离散性，而且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这意味着，该分析框架未必具有普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持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