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君毅的艺术观

唐君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阐述的艺术的独特功能、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中国艺术之价值高于西方艺术等思想,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两位大师的个性

正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5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5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5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5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二十世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贯穿古今 融通中西——追忆一代宗师“诗人哲学家”方东美

【编者的话】2014年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方东美先生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位学贯中西、自成体系的卓然大家,其哲学思想在世界哲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饮誉海内外。而且桃李满天下,门下不乏唐君毅、成中英、陈鼓应、安乐哲、傅佩荣等学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方东美先生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引起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的重视。2014     

唐君毅与牟宗三佛学思想的比较

唐君毅、牟宗三虽共同继承了熊十力的学术"衣钵",但在"智入而仁守"亦即"证悟本体"的路数上仍有较大差别,唐是"即工夫显本体",牟是"即本体即工夫";因此,唐君毅的著述目标是证成生命的真实存在,"道德理性"在其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牟宗三的哲学思辨始终围绕"两层存有论"展开。因有以上不同,唐、牟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有很明显的差异。本文以唐、牟对"佛性"及圆教判别等问题的阐释为例,比较了二人的佛教哲学思想的不同,认为唐、牟都是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中完成了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哲学途径的"现代格义",整体上说,唐君毅的佛教哲学诠释与思想判析比牟宗三更为注重学术性。     

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

唐君毅是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他着重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认为"游"的精神是西方艺术所缺乏的一种主体精神,进而以中西比较视野加以观照,指出其根源在"感通之德"。他虽未像徐复观一样使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完全呈现,但却有着隐在的表达:虚灵明觉心乃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与徐复观阐释的"中国艺术精神"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这个话题的终极指向,并非艺术,而是精神。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 ,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岐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 ,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被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 ,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     

中国台湾地区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台湾地区的哲学原理写作,主要由三个方向组成:一是跟随西方哲学原理演进而进行的研究,代表作是沈清松主编的<哲学概论>;二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旨的士林哲学研究,代表作是邬昆如主编的<哲学概论>;三是以新儒家为主旨的哲学原理探讨,代表作是唐君毅的<哲学概论>.这三本著作在资源选取、哲学定义、内容构成、写作方式上各有不同,同时又共同形成了台湾哲学原理研究与写作的一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