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友兰与唐君毅的道德观之异同——以《新原人》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为中心

冯友兰与唐君毅在相近时期先后完成道德哲学的著作《新原人》和《道德自我之建立》，冯友兰重视道德之理、社会规律和人的觉解，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之分;唐君毅关注心之本体的自觉，论述心能“超越现实自我限制”。冯友兰主张恶的根源在于颠倒了“真我”的主从次序，唐君毅强调人的自我陷溺。冯友兰和唐君毅皆承认超道德的领域，它又不离于日用平常。     

"良知"的展开 ——唐君毅论"宗教意识"

唐君毅的宗教观是一种人文主义形态的宗教观,而并非是传统宗教观中神本主义的宗教形态。人并非是依神或者先知的启示而获得宗教信念的,而是从人之安身立命、获得"终极关怀"层面来谈宗教精神的。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的形成源自于人之现实生命之自身,其基础是人的良知,外在超越之神性必然要回到内在超越之人性本身。这也是唐君毅体认、赞扬儒学宗教精神的本质所在。     

唐君毅论理想人文世界的建构

唐君毅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文主义学者,自称其理想的世界是人文世界或太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必须自觉他是人,因而特别强调人和心的哲学;主张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重视宗教生活,要求将礼乐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对科学凌驾于人文之上,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反对将政治经济置于人类生活的首要地位,强调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社会关系的基本范畴应是仁义与和谐。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理”之意蕴及其开显——唐君毅对“理”的诠释及其检讨

唐君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有物理、空理、名理、性理、文理、事理六种含义,其中“性理”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精神.“性理”即是“仁理”,所以“性理”具有“生生义”.“性理”之生生内具某些特质,这些特殊性质正是“性理”之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所在.概言之,唐君毅对于“理”的诠释,不仅揭示出“理”本有的诸多意涵,而且赋予了新意,从而增弘了“理”之生命.自然,在具体诠释环节,以及对诸“理”关系的定位,唐君毅的工作似有完善的空间,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唐君毅是中国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大英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中国近代五大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在海内外影响广远。唐君毅努力弘扬中华文化,确立人的道德主体,重塑人格尊严,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这对于我们今天抵制物欲横流,挽救信仰失落和道德缺失,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唐君毅的科学观

科学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给人类造成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唐君毅从科学研究的道德价值、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科学的超政治经济性、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区别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关于如何疏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思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意义。     

将孔、释、耶、穆及祖先揖入一堂——唐君毅之新宗教思想

唐君毅不赞成通常的宗教意识,认为它们是功利的实用的,是对真正宗教精神的"误解".在探讨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基础上,唐君毅主张,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物化"倾向,必须对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发展施以一个统领方向,而宗教便可担当这个统领方向的责任.不过,能够担当此责任的并非既存之宗教,而是一奠基于真正宗教精神之上的新宗教.在唐君毅看来,这一新宗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以"人伦人文"为宗旨的宗教,亦是能够欣赏"异教"之价值即可以将各家各派宗教揖于一堂的新宗教.     

唐君毅对中国佛教思想的整体判释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唐君毅对于中国佛教思想的整体判释:佛教是一种超人文思想,对于中国本有人文精神有提升、补助作用,但不足以道揆法守;中国佛教思想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思想是人生命心灵活动的一个方向.     

唐君毅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罪过”

近百年来,中国欲求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科学而不得,唐君毅认为主要罪过在于承担教育和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大精神罪过:一是个人主义与师友之道沦丧,二是对待西学态度之怯弱与卑屈,三是缺乏一纯粹之科学精神。其根源是中国数千年儒学精神的陶养之丧失,因此,恢复儒学之反求诸己的精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互赦免其"精神罪过"之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