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对单位管理生态的影响 ——以传统文化为视角

单位管理生态是管理活动中各参与要素与管理环境的有机统一,领导风格作为单位管理生态的有机构成,与单位管理生态高度契合,并受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领导风格要追求管理的"完美"状态,应关注文化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人性为本"为起点,领导者与下属建立互应性关系,以便更好实现组织内部各要素关系的平衡.领导风格塑造应结合领导环境寻求"变"和有"度",不仅要重视下属的认可,而且要与组织、下属共同成长.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基于亲社会导向的内疚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域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会城市客运航空网络的影响,基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全国疫情数据,将疫情发展划分为常态化防控、轻微、严重三个阶段,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时间段全国省会城市之间开行的客运航班数据展开分析.本文研究结果显示:(1)当网络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省会城市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周边拥有发达铁路网络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然而,当前者暴发严重疫情时,全国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会全面下降;(2)当热点旅游省份暴发轻微疫情时,会提高远离疫情暴发地的其他旅游省份的省会城市的网络影响力;(3)一个城市的网络控制力越高,越说明其处在网络中的"中转瓶颈",随着疫情发展,在中东部地区按需新增临时短途航线可以有效破除网络中的"中转瓶颈".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文章回顾了近代时期医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对中医社会性偏见的原因是西医的科学知识被社会所需要，由此分化出对两种医学不同的价值取向。文章以梁启超疾病史及其在公共领域发表的社论与私人家书做对比，具体说明了对中医的偏见在社会中的显象与运作。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