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符号学意义体现——以《飞蛾之死》三种译本为例

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划分为语用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翻译过程中对这三种意义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传达原文的意思。选取陆谷孙、黄梅和刘须明三位译者的《飞蛾之死》译本片段,讨论符号学三种意义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一时之功”与“长久之计”:“坚壁清野”治盗方略的解析——以嘉庆十年(1805)两广总督那彦成的海盗治理为例

嘉庆年间广东海盗势力大炽及对广东沿海地区的频繁骚扰,使得朝廷逐渐意识到东南海盗问题的严重性。嘉庆皇帝将曾是剿灭川楚白莲教动乱得力干将的那彦成任命为两广总督,期待那彦成在治理海盗问题上有所建树。到任后的那彦成将曾在剿灭川楚白莲教动乱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坚壁清野"方略应用在治理广东海盗的问题上,使得"坚壁清野"治盗方略得以在广东地区推广、实施。"坚壁清野"治盗方略作为清代统治危机的一时应对之策,固然可收一时之功,但绝非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电影:语义、样式、类型与发展策略——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语境下

数字技术在21世纪的突飞猛进深刻地影响着电影这一为工业所支撑的现代艺术。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在新名词、新概念令人眼花缭乱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并厘清"电影"(大电影与微电影)的语义、样式、类型,并对其发展策略予以再探讨,无疑极为必要,于国产电影理论和实践的未来发展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