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对立互补关系及其融合

明代诗坛上的前后七子与公安派一向被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流派。确实,从局部看,从它们各自侧重的追求看,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互补,是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那种经由对立而构成的平衡关系。这种对立互补关系的价值,既在于它们的互补,更在于它们的对立。因为,有对立,才有冲突,而只有通过冲突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即发展     

从政治资源研究到资源政治学——一项新的政治分析范式的探讨

政治资源研究滥殇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中国学者对政治资源的研究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从学科贡献和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和构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紧迫性来看,根据政治资源的基本理论,发展一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资源政治学很有必要,应该从构成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探讨.     

《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商界喜发回归财

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一件世纪盛事,其中的每一件事均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有精明的商家,纷纷推出许多与回归盛事有关的商业举动,大发回归财。 回归题材书价贵却好销 走在都市的大街上,只要遛一遛街头巷尾的书报摊,就会发现,书报摊上摆着琳琅满目的有关香港的热门书籍:《从船王之子到政坛新星——董建华》、《97香港回归风云》、《香港社会大写真》、《告别港英》、《九七香江惊梦》等等,尽管价格稍显昂贵,但销量不错。     

《西游记》与神魔小说风格类型之探析

以《西游记》小说的刊行作为参照系 ,对其之后神魔小说的四种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归纳。第一种以对立双方的斗法为主 ,写法宝 ,写神通 ,侧重于想象的神奇 ,其代表作为《封神演义》 ;第二种以发挥象征性寓意为主 ,藉神魔题材表达人生哲理 ,其代表作为董说的《西游补》 ;第三种是玩世不恭 ,借题发挥 ,指斥世俗 ,抨击邪佞 ,洋溢着突兀滑稽的诙谐趣味 ,其代表作为刘津的《斩鬼传》 ;第四种是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及其他小说类型合流的产物 ,其代表作为李百川的《绿野仙踪》。     

论《儒林外史》对故事的规范

《儒林外史》采用多种手段对其故事加以规范 ,但这种规范是不充分的 ,从而使其文本意义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儒林外史》的独特魅力所在     

“科举与文学”专题探讨

●主持人话语: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胡适:《胡适文集》第十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从“首届”翰林院庶吉士到河南左布政使——《运甓漫稿》所见李昌祺的人生轨迹与诗风变迁

从"首届"翰林院庶吉士到长期担任河南左布政使,李昌祺的人生轨迹和诗风经历了重大转折。早年选授庶吉士、升任礼部主客司郎中,激起了他强烈的功业之心与忠君之意,其诗烙有浓重的台阁印记。中年两遭贬抑、两度外任,饱经忧患,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和对个体苦难的咀嚼,使其转而践履儒家的仁爱之道,思考功名的价值意义,并向佛教中寻求心灵慰藉,其诗风也逐渐转向杜甫、白居易一路。这些转变都在其诗词集《运甓漫稿》中有鲜明体现。因此,以《运甓漫稿》为素材,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考察李昌祺其人其诗的变迁。     

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是现代学术负面后果所导致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