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

城市基层党建是涵盖社区党建、单位党建、区域化党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等的系统化党建工程。新型城镇化形势下,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在组织体系、人员队伍、功能作用、基础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要坚持以理念转变来适应形势发展,以思路更新来推动工作创新,以全域思维来推动党建工作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努力让党建根植城市引领发展,确保城市基层党组织成为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方针、团结动员群众、领导基层治理、协同多要素互动、推动城市改革创新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问题与路径:智库评价及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构建

在中国智库朝气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各类智库切实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智库内部治理、推动智库提质增效，进而形成内外兼修健全发展的中国智库生态圈，以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智库评价实践动态与学术研究现状，归纳总结我国智库评价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成因，并指出它们可能给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的影响。由此建议：我国应基于中国经验、中国国情及智库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时代背景为依托，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促进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发展。     

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特征及其对工作绩效与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

基层公务员的职业认同对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760名基层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包括职业行为投入、职业发展认同和职业价值认同三个维度，呈现出以价值认同为核心、行为投入为外层、发展认同居中的圈层结构；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接近较高水平，但职业发展认同较低；不同类型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呈现出一定差异，其中青年公务员的职业认同显著低于中老年公务员，低职级公务员较高职级公务员职业认同更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能正向预测工作绩效，职业认同能负向预测离职倾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职业认同的相关对策建议。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智库、智库产品及智库竞争视角下的智库治理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智库治理。笔者结合智库内外部治理，提出智库治理的结构模型及影响因素。智库治理包括对智库产品、单一智库以及智库竞争的治理，这三类治理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智库治理问题的本源性因素在于智库产品具有政策导向性、不完全性、难以精确衡量性，而条件性因素在于智库产业环境欠佳、智库人力资源缺乏。可以认为，智库治理应当从内外部两方面入手，围绕建立完善的智库产品及智库评价体系，建立完善公正、公开的多元市场竞争与需求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智库及智库从业人员的权利、责任、义务、处罚等事项，而培养智库专业人才则应采取多样性、综合性的治理措施。总之，中国智库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智库本身及智库产业、市场的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为中国的发展蓝图而赋予中国智库的新要求、新任务，真正有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