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教头的职场生存法则

《水浒传》是本妙书，就为王进和林冲这两位教头，也值得翻它。     

灾疫伦理学：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方法

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科学,以生态理性哲学为指导,拷问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之难的历史性生存之因,引导当代人类从伦理学角度入手检讨自我,重建生境,重续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亲缘性存在关系,恢复日常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性和生存的家园归宿感。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当代人类开创生态文明构架起一座全新的实践理性桥梁。这座桥梁即是负载灾疫伦理认知体系、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生态理性实践话语体系,它以＂灾疫伦理＂为基本范畴,以＂生境重建＂、＂生态利益＂、＂生态安全＂为核心概念,以灾疫防治宏观伦理方案设计和微观伦理方案实施为两维指向。     

传统道德思想中的财富观及其当代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思想中,财富是居于第二位的,而道德法则才是居于第一位的.一方面,财富不能直接导致道德法则;另一方面,道德法则构成了获得财富的一个外在条件.只有在道德法则下去追求物质利益,两者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这种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     

美国富豪的“危机公关法则”

2011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上，来自“金砖国家”的富豪数量增长最快，显示了这几个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聚集效应。然而，富豪大量涌现也引发了对“财富责任”的争论。     

“知不足不常乐”——画家鞠慧印象

鞠慧的水墨画追求高古、雅逸，格调不俗，其山水林木郁勃深睿，冷寂凝重，以书法用笔见长，抒写胸中丘壑。其人物高古，不求形似，唯写其意，意到便止。扇面小品常使人爱不释手，极富情趣；长卷如《元人山水笔意》（36公分×700公分）、《宿墨写江南》（60公分×360公分）等，则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代表性作品皆以书法笔意写出，擅长用线条表达复杂的生存意识，显出他既崇尚传统笔墨，有古金陵画派遗风，又饱含个人的本体性审美法则，故较前贤更为大胆恣肆、一扫拘谨。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应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与分形理论,测算了1999—2008年间分别以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和经济规模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对分维值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符合城市位序—规模法则;1999—2008年间三种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城市规模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资本投入、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和外资是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对策建议。     

以爱感优先论重构人的世界观

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研读《道德经》,到1909年11月止,历时30多年.他曾说老子的学说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也是如此,以爱感优先论重构人的世界观的思想就是一个方面的证明.托尔斯泰和老子的以爱感优先论重构人的世界观的思想是基于这样的路径:爱是人之本性,是人的内在价值并拥有优先法则,是人的共同体精神.     

基于贝叶斯和动态博弈分析的城市暴雨内涝应急决策

文章在分析城市暴雨内涝应急决策特点和决策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暴雨内涝动态应急决策方法。将"决策组"在暴雨内涝发生过程中根据阶段结果和所掌握信息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应急方案的整个过程,近似地看作暴雨内涝应急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分析了"暴雨内涝"和"决策组"分阶段"博弈"的过程,基于贝叶斯法则提出了暴雨内涝应急方案动态生成方法。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说明了所提方法的应用过程。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