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太玄》研究史浅论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汉书》为扬雄立传原因考论

清代学者黄承吉提出"扬雄《汉书》中不当有传"之说,张佩纶则贬斥《扬雄传》不伦不类。考察可知,二人所说皆有失偏颇。扬雄进入《汉书》与《汉书》的断限并不冲突,且符合《汉书》"非常之人"的立传标准。此外,联系《汉书》的成书过程及班氏父子的史学观点等因素,可推测《扬雄传》最早可能见于班彪《史记后传》,其后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扬雄在《汉书》中受到殊遇,与班氏父子的私人情感有密切关系,亦体现了他们作为史家而兼文士的特点。     

应该为扬雄洗冤

扬雄是西汉末至东汉初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在文学、哲学、语言学诸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对扬雄的评价在南宋前以褒为主。南宋时,因为理学和当时形势的需要,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否定了扬雄的人品;清初,康熙皇帝为统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亲自上阵批驳扬雄。这一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至今还影响着包括《辞海》在内的工具书对扬雄的评介,应该纠正。     

读懂扬雄与《扬子法言》的现代阐释

扬雄人难"懂",文亦难"读",故对扬雄其人其作历来非议甚多,甚至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历史"公案"。《扬子法言》内容繁杂,思想幽邃,语言简奥,历来歧解百出。《扬子法言今读》的现代阐释,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远绍先哲,开启来者,对读"懂"扬雄,作了很好的疏解工作,颇有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