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蜀都赋》是扬雄的重要作品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萧统等人编录《文选》时将之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其间有萧统的诸种考虑，因为与《文选》中京都赋类的其他作品相比，《蜀都赋》不具备写实性、讽谏性和正统性的特点，而且与《文选》的整体结构也不相符。另外，《文选》的编选者力求精选最能代表梁前文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因此，《蜀都赋》最终没能出现在《文选》当中。《蜀都赋》在成文后可能一直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最终被收录在《古文苑》之中。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扬雄对诙谐赋文化品位的提高

西汉末,诙谐辞赋在扬雄的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扬雄之前,东方朔、枚皋乃至王褒等的诙谐赋基本上是仅供解颐的作品,而扬雄却用它表现士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扬雄对诙谐辞赋的贡献不只是对更为新颖的艺术手法的探索,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读后

本文对华学诚等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进行评介,指出此书有四大优点,是继钱绎《方言笺疏》和周祖谟《方言校笺》之后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一个新校注本。立足于“语言”来校释《方言》也是《汇证》的一大特色,这是全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文章从五个方面对这一特色进行了举例分析。除其他学者已经指出的之外,《汇证》还有两个不足。最后提出了笔者读《方言》和《汇证》时的四点疑问。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与扬雄《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兴起与方言学的建立、<方言>的作者与成书背景、<方言>的内容与体例、<方言>的哪贡献和影响等问题,指出扬雄的<方言>对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正式建立,因而它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扬雄《方言》中南楚方言与楚方言的关系

南楚方言与楚方言具有密切关系.从扬雄《方言》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南楚方言各地受楚方言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楚方言对南楚方言的影响、渗透有其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