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论魏晋玄学思想资源在两汉时期的先期整合

就基本思想方面看,老、庄、《易》“三玄”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变化和整合,表明魏晋玄学的兴起,自有前代思想学术所作的酝酿铺垫,并非突如其来发生的现象。对于汉代整合“三玄”方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著作,如《淮南子》、扬雄、张衡以及王导“三理”等,典型体现了汉人在一些玄学命题上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先期贡献。     

扬雄年谱考订

此谱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考订扬雄生平及著作。一是择录扬雄所处时代中诸如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大事,以期为扬雄研究提供一些较为翔实重要的背景资料。     

试论扬雄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 ,对唐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文学成就为唐人所肯定 ,其安贫好学、埋头著《太玄》的精神为唐人所称颂 ,其“征圣”、“宗经”的复古主张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所继承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扬雄《方言》与方言特征词的判定问题——以《方言》部分方言词的重复注释为例证

《方言》中某一个方言词,作为被释词,多数情况下不重复注释。但是,也有同一个方言词重复注释的情况。这种重复注释的情况,透露出《方言》某处说某方言用了某词并不排斥其他方言也用该词的信息。如果一个方言词仅见于它后面所列的具体的方言区域,不见于别的方言,那么几处重复注释所列的方言区域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这就有力地证明:《方言》中说表达某一个概念,某地用某词,并不是说只有某地用某词,其他的地域不用该词。扬雄只是据实记录他的见闻,不是在作出全面调查,不是在知道了某词只有某地用而别的地方不用之后,才写上某词见于某地。换句话说,《方言》中某词见于某地,并没有暗含不见于其他地域的意思;《方言》中的很多方言词不能作为某一个地域独有而为其他地域所无的用词。将《方言》这一特点揭示出来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如何利用《方言》研究秦汉时期的方言区划、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汉语词汇史等重要问题。     

论扬雄的史学思想

扬雄作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史学思想上也颇有建树。他将历史学看成是研究政治培养政治家、叙述事实揭示真理的学问,其功用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时激"和"人事",实际有"正道"和"它道",其动力在于人类的实践尤其是圣贤的意志;历史认识的条件在于认识客体的规律属性即"神"、认识主体的主动属性即"心"和认识媒介的传播属性即"言"书",其目的是掌握历史规律,体验创造历史的自由,其验证标准为儒家思想和历史实践。扬雄讲究的是"与道神之"即按照历史发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历史方法、将历史人物或历代王朝放在一起的比较对照方法和史学论著编纂的模仿法。政治史学中的游离性、官方史学中的民间性和人本史学中的谶纬性,构成了扬雄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