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略论扬雄思想的理论来源

扬雄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推崇正统儒学,而他的思想正源是儒和道,另外还吸收了阴阳家的说法。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