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介活动看译学理论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相互作用研究——以百色高校为例

文章以百色高校译介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国内译学理论的基本情况和文化软实力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探讨译学理论与文化软实力的相互作用,为广西民族典籍的翻译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成为国内知识分子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首先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理论进行系统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人便是鲁迅.作者从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学术缘分,普氏“唯物史观”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重建、鲁迅的“硬译”原则等三方面分析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这一问题;以阐释文化立场在译介对象的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保护与传承的译介学探索进路研究

译介学认为文艺作品的译介传播不但可输出民族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还有利于建构并推动文学、艺术与文化多元系统的演化,既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又推动世界文化的互动交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融文化遗产、口头文学与民俗音乐等特性于一体,既具静态的人文研究价值,更具动态的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服务功能.吴歌的译介输出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举措,它既是对传统的单维度、单媒体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手段的创新与补充,又是迈向多媒体、多模态、多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模式的客观要求,更是开发利用吴歌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遗产经济价值的全新尝试与有效探索.译介学的视角有利于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效果与经济效应,对实现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传承与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仓央嘉措诗歌在汉语文化圈中传播的流俗化

21世纪初期在汉语文化圈中掀起的所谓仓央嘉措诗歌热潮方兴未艾,如日中天.倘若对这股热潮进行深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在当下这种众声喧嚣、躁动的快餐文化消费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反映出的恰恰是仓央嘉措及其诗歌作品译介到汉语文化圈中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流俗化的倾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毛泽东诗词译介综述

毛泽东诗词在海外的翻译和评价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掀起了毛泽东诗词译介的高潮。其译介形式主要有：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毛泽东研究专著中收录的毛泽东诗词,诗词选集中收录的毛泽东诗词,传记作家的毛泽东传记中涉及到的毛泽东诗词。这些译诗尽可能向原诗靠拢,尽量减少误译,最大程度地向西方读者介绍毛泽东诗词、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同时也为日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原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综论

西方原型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其传播至今还在进行。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数字和具体内容分析显示,原型理论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6-1989年间宏观译介的认知期,20世纪90年代暂时衰微的内化期,21世纪以来批评创新的发展期。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对于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和对日认知不无借鉴。首先,通过日本、西方、中国三个主体之间彼此形成的镜像关系,利于更为全面地认知日本这一“对象”。其次,国际日本研究的译介在方法论意义上,突出地表现为理论的镜鉴与研究方法的互参。当前,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在基础积累和规模效应上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际日本研究译介的既有成绩和现存不足都提示,深化日本研究需要从全球化的、多元的视角出发。但与此同时,需要辩证地看待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看到西方学界、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的各自长短,避免先入为主强调某国或某地区的“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