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情缘

由于知识界在对"传统"一词的理解上存在着歧义,因此长期以来,在《新青年》同人是否全盘反传统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其实,《新青年》同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缘,清末民初新旧杂陈、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环境正是这种情缘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情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朴学,孔学与孔教,传统上、下层文化这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新旧杂陈的文化格局使《新青年》同人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以及对"伦理的觉悟"的深刻认识迫使他们只能将文化作为一种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将那份固有的传统文化情结深埋心底。反专制、倡民主、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以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淑世情怀促使他们这一代五四先驱义不容辞地走上了一条"为政治而文化"的特殊道路。     

决议对外效力的立法安排——评《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但书

《民法总则》第85条与第94条两个但书在立法上首次涉及决议的对外效力问题，但欠缺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关照，还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决议对外效力的作用方式是影响代表权或代理权，也唯有此等决议才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的问题。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决议有效或效力瑕疵时都会产生，在规范适用路径上必须回归已有的信赖保护规则。就此现行法已提供完整的信赖保护规则，且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无法提取出共同规则，因此不应在总则中以“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决议的对外效力。立法论上，这两个但书应删除；解释论上，这两个但书应作为不完全法条配合现有的信赖保护规则一起适用。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从生态翻译学看《鹿鼎记》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学开始逐步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学也吸引着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武侠小说可谓是中国文学中壮丽而璀璨的一页篇章。金庸先生是泰斗级的武侠小说家,他的作品备受关注。以闵福德的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为研究对象,借助生态翻译学分析译本中语言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昙花一现”——再读张悦然短篇小说《家》

以后经典叙事学重新观照张悦然短篇小说《家》,发现其向"青春写作"作了短暂的告别,不再过分关注"自我",而是将视域扩展至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解放,而且还涉及了"进城"主题,这显然是作家文学征途中的一朵"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