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明治日本“文明开化”风潮下的儒学

1872年颁布的近代《学制》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文明开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日本传统的儒学虽然失去了以往"官学""正学"地位,但依然以儒学教科书、汉学塾等各种方式存在着。除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承职能之外,它还作为文化受体参与了西学概念的容受;作为"帝王之学"参与了天皇的成长;作为道德学说参与了道德重建。文明开化风潮下儒学的存在状态表明"文明开化"与儒学不仅不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甚至呈现出某种共生关系。     

问“道”川大

川大的道教研究在全国甚至全球排名第一，读书人大抵知道。但可能很少人知道，川大发起并引领着中国两千多年文化主干儒学的文献集成《儒藏》的编撰，在佛教研究领域也享有盛誉。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川大皆有重大的贡献。     

简述儒学对蒙古族上层社会的影响

在元朝文化开放政策下形成的儒学被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广泛吸取、利用 ,使得元蒙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稳定和发展     

试论古代夷族文化对华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

夷族是夏、商、周三代活动于北方的我国古代重要的少数民族。古代夷族有高度发展的文化 ,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主源之一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孟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学思想源于华夏文明的融合。     

关于“西学东渐”研究的思考

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围绕这三个层次,文章作了有益的探讨。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