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环境刑事立法是生态环境安全综合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和预测作用。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也必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因此,加强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通过对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在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宏观关系体现为刑事政策应纳入刑法体系之内,刑事政策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连结点"被导入刑法解释中。刑事政策属于论理解释之"理",符合刑事政策之理才能体现立法的精神,因此刑事政策应成为检验各种解释方法的最后标准;实质解释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相一致,以形式解释为基础,再进行实质解释符合法治国的发展态势。在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用语的"射程"范围,语词的扩张与限缩都离不开不同时期刑事政策的指导。     

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谱系及其课题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强调保障国民主权的新宪法,成为构建其战后刑法学的原点。战后刑法学出现了主观主义退潮、基于后期旧派而吸纳某些新派主张的见解有力化、立足于前期旧派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强势化等动向,而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打破禁忌拥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战后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道风景。在犯罪论领域,团藤说和平野说的全面对抗成为战后数十年间的基本旋律,人格责任论和机能主义刑法观各领风骚。同时,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也替代新旧两派的"学派之争"而占据了主要战场。对新型犯罪的应对、对处罚的早期化和重罚化等立法现象的态度,都考验着刑法学者的立场和智慧。各理论之间从对立走向扬弃与融合,从纯粹的理论对抗转化为如何对于具体的立法现象或者司法实务予以说明,是当代日本刑法学的大势,也是学说史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     

经济发展视野中的市民刑法

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市民刑法具有保障社会个体生存基础、加强对私人权利保护、秉承司法形式理性以及严惩公共领域职务犯罪的精神追求；亦应具有明晰产权、降低权属确认成本、公开信息、缩减搜寻成本、强化协调以及节约维权成本的经济价值.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刑法应当向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以保障交易安全为内容、以严惩政治腐败为手段以及以信息充分公开为目标的市民刑法进行变革.     

论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及其刑法控制基础

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要求刑法的介入,但环境问题的刑法控制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进而确认环境刑法伦理基础的前提下.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类利益以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调下,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提供了伦理基础,非人类中心主义却因其高层次的道德感,无法与作为代表最低限度道德的刑罚相融合.在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环境犯罪的控制研究,是我国当前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课题.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的体系刑法观--以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

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依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单纯地加重法定刑并不是应对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命题。只有在体系的观念下对其进行反思，才能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现代化挑战。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及其展望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     

论职业安全权的法益拓展与保障之强化

在当代中国,拓展职业安全权的法益涵摄范围和强化保障力度,是劳动法学研究和劳动法制建设面临的双重任务.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是职业安全权的法益诉求.从发展趋势来看.健康安全法益不应仅局限于身体健康的物质性法益层面,应合理拓展至心理健康之精神法益层面,但这种拓展应划定一个基本的界限以克减负面影响.强化职业安全权的法律保障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即准确判定劳动关系,突出保障机制的预防功能,合理解决责任竞合问题.在职业安全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中,刑法保障机制能够发挥预防和惩戒严重侵犯职业安全权犯罪行为的制度功能.中国的刑事立法为保障职业安全权作出了很多努力,先后确立、修改、增设了相关罪名,但现有立法仍有继续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