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在立法内容上的断层与衔接的模糊性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衔接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当对《食品安全法》的有关立法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与《刑法》进行有效对接。由于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相比较其他领域的行政执法既具共性，又有特殊性，因此对行刑衔接问题的研究既要参考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又要重点考虑该领域的特殊性问题。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     

柏拉图刑法思想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刑法思想是柏拉图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柏拉图刑法思想中则贯穿始终。以此原则为基础,柏拉图从犯罪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两个方面考察各种具体的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和排序,并且根据犯罪行为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设置了与之相对应的刑罚方式,强调了"罪刑相适应"。     

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刑法父爱主义之提倡

从价值论上分析,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分别倚重自由与秩序,前者立足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因主张刑法在法益保护上只能作为最后手段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后者则侧重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从而规定了大量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存在着权力过度扩张的风险.基于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的需要,中国刑法应当倡导一种父爱主义立场,以求刑法干预能够在谦抑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其中,二元化犯罪模式即是这一立场的集中体现.     

中国禁网令制度的建构:从美国司法实践谈起

面对我国网络资源逐步普及,上网地点与上网工具呈现多元化的现实情况,我国禁网令司法实践裁判情况并未体现该制度设计蕴含的针对性原则。我国禁网令司法实践可以考虑采取"针对纯正的网络犯罪行为适用单处或并处禁止上网或禁止进入网吧的禁止令"和"针对非纯正的网络犯罪区分适用禁网令"的司法裁量规则,同时在立法上扩大禁网令适用范围,增加针对假释犯罪人可以决定适用禁网令的相关规定。     

利用国际刑法保护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其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到。各国通过立法对本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生物资源进行保护。然而,对于公海领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目前为止虽然已有了相关国际协定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对于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缺失有效的制裁方式。因此,对海洋生物资源在国际刑法的领域中探求有效的保护方式,要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打击破坏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等9种犯罪的死刑,并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将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     

影响性事件促动刑法立法的理性审视

在刑事实体法的规范完善过程中,影响性事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影响性事件背后辐射出来的外在作用具有多元性,既对民众法律意识与司法裁判带来波及效应,同时也促动了刑法立法的修订完善.影响性事件的影响力渗透到刑法立法之中,可以产生修法动力并保证立法紧随时代步伐,但是也会带来刑法立法频繁化、碎片化、随意化和被动化的弊端.因而,应在影响性事件与刑法立法的利弊关系中予以权衡把握,通过审慎性、系统性、谦抑性和互动性引导影响性事件对于刑法立法方法的完善,从而让刑法规范不断趋近“科学立法”之目标.     

“套路贷”行为模式及其司法认定

"套路贷"披着合法民间借贷的外衣,而行违法犯罪之实。"套路贷"并非法律上的具体罪名,而是一系列新型侵财犯罪行为的总称,涉及诈骗、敲诈勒索、抢劫、非法拘禁、虚假诉讼、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项罪名。"套路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民事、行政法律在规制"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时具有天然的不足,用刑法来刺破"民事面纱",是规制"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用刑法规制"套路贷"需要在坚持报应优先、兼顾预防的原则基础上,全面收集刑事证据,准确认定罪名,综合评价其他情状等。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