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规训"式网络文化育人困境与协同教化机制研究

"规训"式网络文化教育过于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统治功能,导致青年网络主体生活教化理想被放弃,规范消解教化,经验消解理性,重复消解创新。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网络社会公民,促进其内化和谐网络文化价值观念和行动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协同教化育人的本真意蕴和价值指向。建构协同教化育人机制,需加强党委、政府、社会、网络社会组织、高校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创设协同教化育人的网络文明礼仪,优化网络传媒的宣传教化机制,建构"社会知识分子"的示范引领机制,培育、强化网络社会组织的育人功能,健全优化高校协同教化育人机制,共同助推新时代网络文化在网络社会中规范化、价值化、主流化,发挥其熏染、陶冶和教化育人功能,使其内化为青年网络主体的文化生活意识、精神存在和行为意志。     

兜牢民生底线、维护就业稳定――中国特色失业保险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失业保险制度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具有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功能作用。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自从建立以来,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主动应对时代的挑战,通过持续稳定变革来不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逐步完善并建立起有鲜明中国特色积极的失业保险制度,为兜牢民生底线和维护就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     

规范行使国家监察权:讯问制度的微观塑造

讯问是指侦查或调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或被调查人查问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情况的侦查行为。讯问存在实践必要性,也具有认知错误、权利侵犯和价值偏差的风险。讯问规范主要是权利抗衡和分权制约。权利抗衡集中在打破讯问人员"绝对优势",塑造平等对话的"权利-权力"格局。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相互分立与制约的模式,是司法领域分权制约的基本形式。事实上,监察委员会对讯问功能定位和讯问要素把控具有较大自由度,分权制约也难以突破结构性认同和封闭式设置。应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建立起既涵盖讯问运行全过程,又兼容调查人员讯问活动的细密讯问流程,并通过对讯问动态的控制,实现讯问规范化和法治化。     

透视蔡英文的民主困境——基于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衰退现象,形塑了当前岛内"弱政府""强社会"的畸形政治生态,这是造成蔡英文当局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解决。而蔡英文为了缓解自身执政困局,一方面打压国民党和统派力量,一方面利用民粹主义转移内部矛盾,必然加剧两岸之间的对立,加大未来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两岸新形势,大陆应以更大的智慧,更高的格局来因应变局,直面挑战。     

邓小平四川藏区民主改革思想与实践

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式，领导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及劳动人民，开展以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消除剥削压迫、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建国初期，邓小平等依据民主主义的任务，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提出采取协商方式、实行宽大措施开展土改的构想。再经总结，提升为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直接过渡），载之宪法，成为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改造部分民族旧社会形态。即使采取协商方式开展改革，也有可能遭到反对。针对叛乱，邓小平确定“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方针，组织群众，平息叛乱，保障改革、坚决改革。在改革上，邓小平及时作出指示，引导改革顺利开展，确定“发动群众、上层协商”的改革方针。“发动群众”表明改革依靠群众；“上层协商”反映用“赎买”施以改革，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造方式。文章通过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依靠谁改革，以及如何对待叛乱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认识，也是邓小平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理论成果。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