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偏见--从《错在哪里?》看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2002年,美国著名中东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出版了他的新著<错在哪里?>(What Went Wrong?),副题<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本文试从这部著作入手分析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加强对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建设和谐社会--2005年中加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加拿大外交部资助、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主办的“中加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在北京工业大学隆重举行。中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詹成付司长、加拿大驻华使馆参赞Ian Burchett先生、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冯培教授、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陆学艺教授以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教授到会致词。会议旨在通过中加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共同促进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与社区的共同发展。     

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

阮元学术成就的获得是多种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在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淫中,阮元形成了以治经学为主的学术内容及由小学通经学的治学方法。其二,在西学的影响下,阮元会通中西文化,将其恰当地应用到其学术研究中,拓展了治学理路。其三,在师友的砥砺中,阮元形成了不固守一家、博大精深、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其四,阮元自身酷爱学习、重视人才、注重实践。正是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社会的综合作用,使得阮元在学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五十周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简析

<正>如果将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直到先生逝世,其学术生命持续了将近70年。然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23年宝贵的本来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先生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开始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费孝通,2000)。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与他的中国通史编纂

白寿彝先生在历史学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主要集中在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等方面,并表现出总结性、成熟性和继续创新性三个特点。其中中国通史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他一生研究历史学的最高追求。他带领国内史学家,历20个春秋,终于完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中国史家的愿望,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