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机关理论的面纱:区分"代表"与"代理"以及"机关"与"雇员"之无益论

机关理论随实在说进入法学殿堂,后被私法学者用以解释法人机构之法律地位,其理论标志是严格区分"代理"和"代表"以及区别法人因机关侵权行为而承担的直接责任和雇主责任。认为我国采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属误读,米绍的学说实乃"技术实在说",且法人本质的学说争论只有学术史意义,法人本质的学说与法人具体制度构建无关。制度运作上,代表就是代理机制而非准用代理制,法人因机关侵权而承担的责任相比雇主责任并无特色。中国法没必要坚守实在说和机关理论。     

历尽艰辛利用人工辅助受孕 “保胎”期间可否享受病假待遇?

历尽艰辛受孕,女职工请假“保胎”被停工资2013年5月,杜婧应聘到南京市大有财务公司,担任内勤兼代账会计。公司规模很小,连老板在内只有12个人。过了试用期,公司与杜婧签订了一年期书面劳动合同,即从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固定底薪1500元,另加绩效提成。一年过后,双方虽未续签合同,但杜婧继续在原岗位工作,还提出了加薪要求。老板文达表示,对她的业务提成比例给予适当上调,杜婧未表示异议。     

隆庆大雨与河东盐政：一项灾害政治学研究

隆庆四年（1570），晋南地区遭遇了区域性暴雨灾害。自黄河沿岸的荣河、蒲州、永济，到太行山脚下的夏县、安邑、解州等地，都留下了相关记载。位于这一地区的河东盐池面临减产风险，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生产机制，国家对盐政的管理体系，以及盐场长官的主观选择等因素，中央未能第一时间掌握实况。次年朝廷获悉灾情之后，各方争论的焦点并非池盐生产，在纷扰的政局和边事中整个事件被认为是朝臣间的政治斗争。直到隆庆大雨过后的十余年，时人才重新提起隆庆大雨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动因各自设计了改革盐政的策略。由隆庆大雨而起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明中期国家财政与区域供给间的勾连，可能会危及国课收入的自然灾害一度被淹没于官员间的互相攻讦之中，之后又演变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符号性事件，不断地被各种群体赋予不同的意义。     

关于构建县级供电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五防"监督体系的思考与探索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稳步推进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极大地增强了党心和民心,为了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探索性构建了党风廉政建设"五防"监督体系,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筑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性,进一步完善了大监督格局。     

“领导公正”与“众意公正”的差异、冲突与双向调和

"领导公正"和"众意公正"在立场、效果追求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由此也形成了认知层面的错位和利益分配的不一致。对此,可以通过促进互动理解、夯实制度保障和凝聚文化共识来消除二者的冲突,使"领导公正"和"众意公正"达到动态平衡,在保障组织成员利益的同时促进组织健康发展。     

商事职务代理的类型及法律认定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民商合一模式,并将商事领域广泛适用的职务代理规则一并纳入民法典的体系之下。但区别于一般民事委托代理,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有其独特构造,其不仅可以基于本人授权取得,还可以基于法律授权和习惯授权取得。也正是由于代理权来源上的差异性,每一类型的商事职务代理在代理权授予方式、代理权外观及认定标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以代理权来源为基础对商事职务代理的具体适用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利于化解司法适用上的困境,还有利于商事规范更好地融入民法典。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以最高人民法院“东风”案判决为视角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一直是我国商标法领域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东风"案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层级法院的裁判理由及其论证思路,厘清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思路,并指出不同裁判标准为何产生纠纷的症结所在。"东风"案确立的合理注意义务与实质性损害的认定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PRETUL"案所形成观点进行的修正,符合国际贸易形式的特点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要求,理应妥善地运用于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之中。     

古丝绸之路上黑水城出土元代婚契研究

中国的婚书制度在礼仪婚书的基础上,逐渐向契约婚书过渡,这一过渡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黑水城所出元代婚契牖中窥日。通过对史籍及出土实物文献的对照考察可知,至迟在元代,已有大量的婚契在民间基层订立并流行开来。从官府明确规定民间婚姻必须订立合同婚书看,元代是礼仪婚书向契约婚书演化的始发期。这种契约式的婚书在元朝的大量出现,直接缘于朝廷的规定,也有民间生活的现实需要,二者是双向互动的。从源流上看,它也是将唐代特殊情况下的婚契形态加以继承和普及化的结果。元代朝廷对婚书内容的变革,其重心已不在继嗣传宗的宗法礼制上了,而是转移到了经济利益的权利和义务承担方面,强调法制在婚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