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权力学说与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拥有公共权力才能调整其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时候,国家就会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产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才消亡。作为调整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工具,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公众,但其自身固有的相对性、支配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存在扩张倾向甚至可能侵蚀公民权利,故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国,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不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尤其要发挥国家审计在制约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契约到身份:航空旅客权益保护法律的演变

从1929年《华沙公约》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航空运输立法中的"旅客"经历了从航空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到"消费者"的身份变化,航空旅客的权利从合同权利演变为消费者权益。《蒙特利尔公约》实施十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受本国国内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影响,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对航空旅客权益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又有新的发展。欧盟261/2004条例要求航空公司在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的情况下仍然承担为旅客提供协助和帮助的义务,远远超出了一般合同法的规定。在促进航空运输业发展与保护旅客权益的天平上,砝码已深深倾斜于旅客一边,这种倾向是否过于严重,值得我们深思。     

依法治国的宪法根基与动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承载着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发展道路、基本方略、重大举措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科学论断和全面部署,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战略动员和行动纲领。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是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健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是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无论在司法职权配置和实际运行当中均存在问题。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在不断丰富和深化,法治国家的基本轮廓和未来走向日渐清晰和理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宪法的原则精神高度契合,具有鲜明的宪法逻辑。而法治建设的成效又因国家、社会、公民的多维参与而依赖于宪法实施的效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宪法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本刊编辑部特邀相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回应,供读者参考。     

区直管社区体制下的社区自治——以安徽省铜陵市“铜陵模式”为例

社区自治是指社区公共事务由利益相关的居民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面对社会结构的急速转型、传统街居制的弱化以及单位人社会的解体,国家提出了社区建设的社会发展思路,开启了社区自治的发展模式。以安徽省铜陵市开创的区直管社区的"铜陵模式"为例,综合分析其社区自治的运行,厘清其价值和意义。     

论网络监督的要义

目前,网络监督内涵不清已严重阻碍我国网络监督的发展。对当前的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网络监督的对象、主体、网络自身的媒介性出发,网络监督应界定为民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通过网络发出投诉或举报信息,国家相关机关通过网络渠道介入、查证、处理、予以信息反馈,并对违纪、违法行为查处、纠正和追究责任的活动。进一步把握网络监督则应理顺网络监督关系和网络监督的分类。     

论《沧浪诗话》的诗歌语言观

严羽的诗歌语言观与他诗论的整体思想是协调合拍的。他重视诗歌的音节,强调"一唱三叹之音",推崇诗歌音韵的抑扬顿挫的特点,反对押韵必有出处,反对和韵和俗韵,反对因韵害意,同时也批判了江西诗派"以文为诗"的倾向。在用字方面,他强调字眼,要求除俗句,用字不必拘来历,体现了他复古创新的诗艺追求。在句法方面,严羽继承前人的思想,要求参活句,重视诗的起结,要力避俗句和语病、语忌。在言意关系上,严羽要求言能达意,言意为一,在此基础上透彻脱洒,从而使诗歌获得空灵剔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预约合同制度研究——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为中心

预约合同制度是对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出现的预约合同进行法律规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确立预约合同制度确有必要.《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创设了关于买卖合同预约的解释规则,填补了我国预约合同立法真空,初步建立了我国预约合同制度.本文围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探究通过该条确立的预约合同制度的主要内容,结合民法原理和相关域外实践,考察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预约合同制度提出建议.     

非法取证诉讼监督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和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于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并就证据问题的发现、调查、认定与制裁作了相应规定,涵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基本流程。文章立足福建检察实际,以具有代表性的五家基层检察院为标本,比对分析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前后一年开展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实况,研究制度运作面临的困境,检视制度运行的实践效果。重新梳理监督理念与诉讼结构,提出从宏观向度夯实诉讼监督基础,从微观向度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制度规制,为破解困境提供正当路径。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公诉人既要面向法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逆向审查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这一双重性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了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时,应当以超然中立者的地位洞察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缜密厘清侦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查明侦查证据的取得方式、取得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以及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然而,透过“景案”可以发现,这一职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异化,这种异化使得公诉人的支持公诉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透过“景案”亦可以探知,审查起诉程序要发挥其预期作用,需要公诉人回归依法、审慎、认真审查案件的角色,同时以中立者的超然心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